帝国陷阱：美国政府如何保护海外商业利益 （如何使用经济等手段搞垮一个国家）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版 mobi 在线

本书运用诸多具有深刻意义的案例，解释说明并论证分析了美国政府在19世纪末之后的一个多世纪的时期内，代表美国商业利益对外国进行干涉，以保护美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利益的兴衰史。

关于“陷阱”

一、为什么叫帝国陷阱？

一旦美国某届政府承诺代表美国投资商出面予以干涉，以保护其在海外的财产等权益，那么未来的政府要想避免此类干涉就更加困难。如果某位总统令人信服地承诺动用美国的强大势力保护在外国的美国财产权益，那么，这个国家可预见到的投资风险就会降低，更多的资本就会大量涌入。未来的政府可以拒不履行含蓄的承诺，但是这样一来必须带来政治成本，政治成本越大，投资商拥有的财富所面临的风险就越高。简言之，代表海外投资商进行的成功干涉，将引致更大的海外投资；而这些更大的海外投资一旦受到危险，又会制造成更大干涉压力。结果就是一个“帝国陷阱”，而落入这个陷阱，美国政府就会发现，他们很难抵抗保护美国海外财产利益的强大压力。

二、资本操作陷阱的方式

20世纪的美国投资商，在压制国内反对派和战略利益方面普遍获得成功。他们所运用的特定政治战略随时时间的推移也已发生变化。20世纪初期，海外投资商绝大部分都是动用个人的政治关系以影响政策。随着帝国陷阱这一模式开始实施，个人政治关系变得更容易。20世纪30年代，投资商开始运用更为复杂的战略，将保护他们的利益与政府当时高度重视的其他利益联系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投资商们鼓动公众和国会舆论，向行政部门施加压力。这些公司试图将国家利益，如反对共产主义，与他们的财产权益捆绑在一起，争辩说，保护他们的收入来源，对否认敌对国家诸如此类的收入来源发挥了有益的影响作用。美国各类公众认为，没收他们同胞的财产，就是针对美国的攻击和损害。其他公众担心，一个国家对美国财产的没收得到允许，其他国家可能会随之效仿，如此这样，在某个时刻，所受到的经济损失有可能高达一定程度，足以影响到公众他们自己的利益。诸如此类的担心并不一定是现实，它们只需要被人们相信。干涉成本往往都是分摊，范围覆盖全社会，借助了所有这些战略，海外投资商正是从这一事实中受益。

三、帝国陷阱经历的三个阶段

美国非正式的帝国，在整个20世纪没有因总统的更迭而不断地移动，反而出现了两次明显的兴起与衰落。20世纪初期，当政治压力迫使美国政府必须保护其国家的海外利益时，*个“帝国”出现了，这一时期美国政府更多地使用武力手段来解决问题。当大萧条摧毁了维系该帝国的政治联盟时，这个非正式的帝国就此寿终正寝。第二轮经济利益驱动的干涉行动崛起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一直持续到80年代。第二个“帝国”的地域范围更加广阔，受到富于挑战的反共产主义的影响，而且几乎不可能圈入直接的军事干涉；但是，第二个帝国（与*个类似）也使得投资商操纵了美国政治系统，且常常相当成功，或者保护他们的投资，或者确保他们的损失获得赔偿。第二个帝国并没有彻底地终结，而是被司法化的争端解决机制所取代，私人投资者发现，司法化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定与发展，与求得华盛顿的支持一样极具吸引力。这也是帝国陷阱的第三个阶段。

章 导言

第二章 避免陷阱

第三章 设置陷阱

第四章 脱离陷阱

特例一：墨西哥特例

第五章 香蕉共和主义

第六章 偶然脱离

第七章 再次落入陷阱

第八章 帝国陷阱与冷战

特例二：埃塞俄比亚和尼加拉瓜

第九章 帝国陷阱的成功

第十章 意图脱离

第十一章 21世纪的帝国陷阱

诺埃尔•毛雷尔（Noel Maurer），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和国际商务副教授。他于1997年从斯坦福大学毕业，1998年至2004年，他在墨西哥城的一所大学的经济学系担任助理教授。这期间毛雷尔还在非政府组织工作，该组织致力于帮助恰帕斯州（位于墨西哥东南部）的农村小社区找到新的商机。2002-2003年间短暂地出任联邦政府全职雇员后，他于2005年开始在哈佛商学院担任助理教授。2015年，他加入了乔治•华盛顿大学。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有能源、政治经济学、经济史、拉丁美洲，以及私人行为者如何在独裁政府或政治动荡下捍卫自己的财产权。著有The Empire Trap（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中译本《帝国陷阱：美国政府如何保护海外商业利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9年出版），The Power and the Money（斯坦福大学出版社），The Politics of Property Rights（剑桥大学出版社，中译本《产权的政治学：墨西哥的制度转型》，中信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Mexico since 1980（剑桥大学出版社），The Big Ditch: How America Took, Built, Ran, and Ultimately Gave Away the Panama Canal（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译者简介

黄欣，英美文学硕士，副教授，加州伯克利分校高级访问学者。资深英语教师和笔译者。翻译文学、传记、历史和纪实等英美著作近500万字。曾发表多部论著，其中两本论著获得“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荣誉。

石莉，国际问题与美国政策研究学者，专门从事美国政府架构与运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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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了说明作者的这些发现，本书采用的是一种“分析性叙述”方法，这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批社会科学学教授首先运用的一种分析方法。关于美国努力保护边界以外其公民财产权的历史，有大量的经济类、法律类和历史类数据可以查看。分析性叙述将这些数据置于理论语境之下，从特殊到一般归纳结果，论证由“厚”到“薄”，正如作者描述所运用的方法。《帝国陷阱》提出了一个解释，在若干要点上与普遍认可的观点有分歧。这个解释涉及、贯穿所有不同的领域，表明关于本书的发现，有必要就每一个发现所蕴含的意义分别有所说明。

一、政治科学

本书主要部分的跨界研究，在传统上一直属于政治科学研究者的研究范围。政治学研究者很早就认定，美国政府在美国投资商与外国政府发生冲突时，为了帮助投资商而甘冒损失极大的风险。本书分析是基于美国传统风格处理问题方式这一事实：当美国战略意义与美国投资商在外国原材料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美国财产被没收时，战略意义胜出。

二、经济学

历史学家可以为经济学做出的贡献之一，就是将特征事实——也就是出于论证目的而被接受的事实，转换为真正事实，并以数据和证据加以证实。《帝国陷阱》所搜集的证据，反驳了没收行为这一被接受的特征事实。根据“消退的讨价还价能力”这一特征事实说法，一个主权政府与某投资商达成某个协议。然而，投资商一旦将他们的资金投入下去，该政府就有动机违背*初的协议——而且该政府确实就是这么做的。然而，从经验观点看，即使以严谨、细致标准看，几乎所有国有化的美国拥有的重要资源投资，都获得了公平的赔偿。它的含义在于，冶金工业的外国投资（至少对美国人来说）过去（以及现在）的风险程度，远比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假定的要低得多。这一事实也可能解释了投资商在被没收之后非常明显的健忘性。

三、历史

《帝国陷阱》的主要贡献，是使过去模糊不清的概念具体化了。本书量化了美国在拉丁美洲进行干涉行为的财政和市场效果，并对美国于20世纪30年代在这一地区开始的制裁程度，以及为投资者获得的成功都做了量化分析。它还证明，美国的反帝国主义的政客们充分意识到1898年的帝国陷阱的政治动荡，当时这些政客们限制美国在这一新的领地进行投资。

书摘插图

帝国陷阱 上述发现显示出某种“帝国陷阱”的可能，因为，只要美国某届政府承诺代表美国投资商出面予以干涉，就使得未来的政府要想避免此类干涉就更加困难。如果某位总统令人信服地承诺动用美国的强大势力保护在外国的美国财产权益，那么，这个国家可预见到的投资风险就会降低。更多的资本就会大量涌入，提高该地区投资商的政治影响。另外，投资商（历史事实上）将会预见到，承诺适用于相类似的国家——事实上，这类国家都将变得更具吸引力，投资商们只需要预见到承诺应用的“可能”，更多的美国资本将会涌入。未来的政府可以拒不履行含蓄的承诺——只要政府愿意对抗这些投资的所有者。这样一来必须带来政治成本，政治成本越大，投资商拥有的财富所面临的风险就越高。简言之，代表海外投资商进行的成功干涉，将引致更大的海外投资；而这些更大的海外投资一旦受到危险，又会制造更大的干涉压力。结果就形成一个“帝国陷阱”，而落入这个陷阱，美国政府就会发现，很难抵抗保护美国海外财产利益的强大压力。 投资者的困难在于，美国的总统们有诸多理由避免代表投资者的利益动用美国的强大势力。选民肯定不认为私营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有些选民可能会因为意识形态原因而反对干涉。其他一些人反对干涉的原因在于，干涉使已知的成本效益测试失败。毕竟，鉴于美国经济的巨大规模，海外投资带给选民的利益通常都比较少。从另一方面说，卷入外国困境的成本有可能显得突出的昂贵。此类困境并非一定是军事麻烦。举例来说，与某个没收美国海外财产的外国政府发生经济冲突，可能导致该政府垮台，进而需要高额的不断资助以使该国的继任者稳定国家。同样，秘密行动有可能引起恐怖活动或其他类型的反击。后，公众可能反对干涉，因为，公众对这些失去财产的国人们缺乏同情。举例来说，1929年持有拉丁美洲债务的银行家和债券持有者们，几乎没有任何同情心——根本不愿意支持海外投资者，因为它造成高额国内政治成本。 总统们对避免干涉也有他们战略考虑。美国有诸多利益，而保护私营利益可能使那些利益置于危险之中。举例来说，对没收美国财产的某国政府施加制裁，就要冒着促使该国政府与敌对势力结盟的风险。军事干涉的成本可能非常昂贵，可能触发目标国家的民族主义者的反应，而且要联合其他地区所需要的军事力量。非军事干涉也冒着激怒其他友好国家政府的风险，招致大众的愤怒，进而反对在目标国家经营或交易的所有美国企业。更糟糕的是，任何形式的干涉，都要冒着激起目标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愤怒的风险。（美国）对外投资微不足道的价值与美国经济的巨大规模抗衡，以及美国战略利益的多重性，都对干涉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因而，美国在海外的投资商面临的，是典型的集体行为问题中较为不重要的一面：美国政府的强大势力足以保护海外投资商，但是，海外投资商的利益与美国整体利益相比，还是比较小。（这两个事实相互关联：美国政府有能力保护海外投资商的原因在于，美国的实力远比海外投资商所投资的那些国家强大。）因此，海外投资商必须说服政府动用其实力，代表他们的利益，根本不考虑他们属于少数，也不考虑此类行动会带来政治和战略成本这一事实。 作为一项实践经验的实务，20世纪的美国投资商，在压制国内反对派和战略利益方面普遍获得成功。他们所运用的特定政治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已发生变化。20世纪初期，海外投资商绝大部分都是动用个人的政治关系以影响政策。随着帝国陷阱这一模式开始实施，个人政治关系变得更容易。之后，进入20世纪30年代时期，投资商们开始运用更为复杂的战略，将保护他们的利益与政府当时高度重视的其他利益联系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投资商们鼓动公众和国会舆论，向行政部门施加压力。这些公司试图将国家利益，如反对共产主义，与他们的财产权益捆绑在一起，争辩说，保护他们的收入来源，对否认敌对国家诸如此类的收入来源发挥了有益的影响作用。美国各类公众认为，没收他们同胞的财产，就是针对美国的攻击和损害。其他公众担心，一个国家对美国财产的没收得到允许，其他国家可能会随之效仿，如此这样，在某个时刻，所受到的经济损失有可能高达一定程度，足以影响到公众他们自己的利益。诸如此类的担心并不一定是现实；它们只需要被人们相信。干涉成本往往都是分摊，范围覆盖全社会，借助了所有这些战略，海外投资商正是从这一事实中受益。同样，私人投资商也从干涉手法的变化中获益：拒绝资助的政治成本，或采取秘密活动低于（至少在短期内）封锁港口或实施财政破产接管的成本。

前言

文明国家历史上前所未有，也毫无正义可言的出奇行径，野蛮人的行径，因为，它践踏了基本的国际法；是卑鄙可耻的行径，因为它是道德败坏的后果，是武力与背叛的计谋合从。——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Cipriano Castro），1902年

这是巨大威胁，是这个星球今年所面临的威胁。美国佬的帝国。——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2010年

    1900年，时任委内瑞拉总统卡斯特罗（Josécipriano Castro Ruiz）扣押没收了属于美国沥青信托公司的财产。委内瑞拉军队武力强行驱逐了沥青公司的雇员并占领了该公司位于贝穆德斯湖上的办公设施，这里是世界上的天然沥青坑之一。麦金利（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时任美国总统。）政府虽然提出抗议，美国海军部命令三艘战舰开赴现场，然而美国并没有进行干涉。由于不满意美国政府的官方回应，沥青信托公司立即着手向一支叛军提供武器支持以推翻时任卡斯特罗政府。美国企业界对叛军的支持，导致卡斯特罗政府扣押了载有运送给政府敌对势力武器的商船。这些商船悬挂的是英国国旗。此举反过来招致卡斯特罗政府和英国之间的紧张对峙，而这一局势又导致德国——站在了英国一边——的卷入。英-德联军炮轰拉瓜依拉港，击沉了两艘委内瑞拉商船，封锁了若干个港口，并威胁入侵。美国政府又被拖进——在海牙国际法庭调解国与国之间纷争的协议——这一争端。这一错综复杂的局面混乱难解，既富于政治性，又兼具暴力性。从1893年的夏威夷甘蔗种植者与女王利留卡拉尼（Queen Liliukalani of Hawaii）之间的对抗冲突，到20世纪20年代的“金元外交”，美国政府发现在不知不觉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拖入美国投资者与外国政府之间涉及其财产权益的争端。

    2007年，时任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扣押没收了属于美国石油大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和康菲国际石油公司的财产。国务院一名官员被问及此事时声称，“委内瑞拉政府，与任何其他国家政府一样，有权做出此类决定以改变所有权规则。我们的准则一贯是，我们希望看到他们在予以公平和公正的赔偿方面履行他们的国际承诺”。石油大鳄们然后就向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of Chamber of Commerce）起诉委内瑞拉国营石油公司，向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起诉委内瑞拉政府。美国政府没有卷入这些法律诉讼。国际商会裁决，委内瑞拉政府应给予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9.076亿美元赔偿金。查韦斯狂怒咆哮，但还是支付了赔偿金。该争端解决尊重法律，而且相对来说比较有序。然而，这一争端并非独一无二。到2007年为止，美国公司因其认定的财产权受到侵犯而在国际特别法庭起诉外国政府——至少是某些时候，而赢得官司，获得赔偿，这类事情完全正常。

《帝国陷阱》一书，是关于诸如1900年错综复杂的政治化冲突，向诸如2007年更有秩序事件的法律化争端的转型。本书提出了四个基本的调查发现。，20世纪80年代，在获得赔偿方面，代表美国对外投资者的美国政府干涉，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功。第二，与美国整体经济利益和潜在的战略损失比较而言，美国国内利益——为了微弱的经济增长——一而再再而三地胜过、压制了战略考虑。第三，在拉美和西非地区，即使是在美国代理人时期，更不用说以后了，证明美国没能力进行强制性制度改革。第四，随着时间的推移，终——在某种非预期后果的情况下，且无须明确直接地要求政府部门的力量保护他们——彻底的改变了，政府对保护海外资产的手法是，给与美国投资者一整套用于对付外国政府的工具。                                                            

 个发现——美国政府   代表美国海外直接投资者，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至20世纪80年代，经常性地进行干涉，而且干涉成功——在自然资源方面尤其如此。国务院的报告提供了1900年至1987年之间引起国务院关注的每一起投资争端相关的数据。对于石油及硬岩自然资源的投资商来说，许多争端案件所涉及的国家，几乎全是苏联的公开盟友，这些国家都毫无疑问设法避免支付全额赔偿——根据预计未来收入的市场价值确定。仅在六起非涉及苏联的案件（共130起案件）中，投资商明确地收到低于他们的投资价值的赔偿以维持经营：1900年的委内瑞拉案、1952年和1969年的玻利维亚案、1972年的厄瓜多尔案、1975年的科威特案和1979年的伊朗案。换句话说，一旦你审视这些数据就会发现，外国没收美国资产的主要程序化的事实之一消失了：自然资源领域的投资商很少因没收行为遭受经济损失。原因在于，美国政府积极地保护这些所有者以及他们的利益，几乎根本不考虑战略局势或意识形态倾向。                  

  这里的含意就是，国内利益一而再，再而三地高于和压制了战略需要——这就是本书的第二个发现。鉴于美国对外国的直接投资对美国经济相对不太重要，这个结果确实意外。美国在外国的直接投资从来就不是美国整体投资的重要部分，美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赢利，也从来不是国民收入的重要部分。美国在争取外国的原材料供应方面的确有其战略利益——但是从未因安全原因而依赖美国对外国的矿井和矿山的法定所有权。外国证券投资略显重要——当然也只是从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自19世纪90年代起，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主权债务方面的投资，既不占美国海外证券投资重要份额，对良好的金融体系也不具有系统的重要意义。尽管如此，美国行政部门三番五次地为与外国政府发生冲突的私营利益出头出力。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轴心国的崛起和冷战时期共产主义将此类冲突的潜在战略成本推至之时，这一原则仍适用。1958年古巴革命之后，国务院中许多人担心，正是美国在没收问题上的强硬政策才将卡斯特罗推入到苏联的怀抱——然而，美国在印度尼西亚、秘鲁和埃塞俄比亚以及其他地区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冒诸如此类的战略风险。简单地说，没有一位总统能够承担得起充当大智大慧，而忽视私营利益施加的要求坚决保护他们财产权利的巨大压力。                  

 无可否认，有几位总统比另外几位总统更需要说服。西奥多·罗斯福和理查德·尼克松几乎无须说服就会对已经威胁到美国财产的外国政府实施惩罚。威廉·塔夫脱和卡尔文·柯立芝无须花费很大精力就能被说服，代表投资商出面干涉。在另一方面，沃伦·哈定、哈利·杜鲁门和约翰·肯尼迪，都相对比较固执。后，有几位总统需要连推带拉、大吵大闹，才迫使他们进行干涉。伍德罗·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林登·约翰逊和吉米·卡特，几乎没有任何兴趣动用美国实力保护美国财富不受外国政府的侵占——虽然如此，但还是这样做了。

第三个发现就是，美国已证明，在处理、解决确信造成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地区的美国财产不安全的潜在因素方面无能为力。20世纪初期的正统经济学说所持的观点认为，经济不稳定、财产不安全、基础设备不完善，以及今天被称之为的“不发达”，都源自一个单一的、共同的根源：内部腐败导致的不完备征税。根据这一观点，征税与关税方面无能，使国家陷入一个恶性循环。这些国家政府需要支付税收人员工资以收取税费；所以，缺乏提高税收的行政能力，也就没有办法提高行政能力以提高税收。反过来，低税收意味着很少的资源花费在公共利益上：军队维护秩序、法庭强制社会契约、基础设施运送商品和提高健康。结果将是政治的不稳定：没有税收能力，政府就会寻求没收私有财产（包括外国投资商的私有财产），这样做反过来将激起强烈反对。（政府）向外国借款，理论上说可以解决这一问题。麻烦在于，借款国家对经济活动带来的任何增长都缺

乏征税能力。因而，其结果充其量就是一个循环。更糟糕的情况是，某一国家可能发现自己已被排除在外国资本市场之外，并且饱受严重泛滥的不稳定之困。邻国可能处于不稳定中，大有希望的投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

上述判断和结论提供了显而易见的答案：任命美国人管理这个国家的税收部门。美国的管理者们拥有聘请和解雇，以及强制实施新的行政管理规则的权力，就能够减少腐败并提高效率，税收就会提高。高额的税收收入能够保证公共物品方面的更大支出。高额税收还可以减少借债机会，因而降低借款成本——使更多的支出分配在公共物品方面。这样就降低了政治不稳定性，促进增长，进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相应地创造更高的增长。终的结果将会是稳定繁荣政体，在这个环境里，美国的投资将会得到安全保障。

这个理论的问题就是，该理论根本行不通。美国对八个国家实施了强制性“财政破产管理”，绝大多数是与外国政府合作（甚至热衷于此）。除了个——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外，管理任何一个国家收到的税额，都没有比该国政府原来收的多。而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接管提高了税收，不是因为美国人的管理减少了腐败，也不是因为制定了完善的规章制度或带来了创新管理，而是因为，美国官员们一接管，多米尼加造反者就停止了袭击海关。在其他地方，将行政权力交到美国的人手中（而且许多情况下修改了法律），还不足以改变根深蒂固的腐败文化。美国人即使终接管了政府的所有行政职能，财政破产管理还是失败了，正如在古巴和海地的情况。此外，除个干预——多米尼加案例以外，其他市场对宣布破产接管的反应非常剧烈。破产接管宣布后一个月之内，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债务的债券收益猛增数百个基点。投资商们没有表现出放心和欣慰，认为美国人已做好充分准备改进税收制度，相反，他们的表现，就好像破产接管提醒了他们，拉丁美洲实在是一个风险之地。

第四个发现，强迫赔偿的干预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为了保护与外国政府发生冲突中美国财产权益（或者至少是这些权益所创造出的收入来源价值），美国政府需要做下列三项事情之一：贿赂外国政府、威胁外国政府，或者改变外国政府。保护外国领土上的美国财产显而易见的办法，就是让这块领土不再是外国的——也就是说，将它变为美国领土，置于（美国）宪法保护之下。而此战略在美国开始投资于非白人人口居多数的地区时遇到了麻烦：种族主义的选举人不愿意接受全部领土，因为“第十四条修正案”的保证，兼并全部领土还要给予这些人公民权。夏威夷是诸多特定情况下的例外，是不可复制的。

要介绍的项新“技术”，就是兼并全部领土而不赋予宪法——就如同，比如，帝国统治。在声名狼藉的“岛屿诉讼案”中，美国法院准予接受全部领土，但不给予公民权，或者不受宪法的充分保护。对于投资商来说很不幸，这项“新技术”也证明有问题。国会中反帝国主义的民主党故意制定规则，严格限制在美国、经济利益重要的两块领地上进行私人投资：菲律宾岛和已经被占领的古巴。这就是剩下非正规的帝国主义：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出台，以对付名义上独立的政府。从1904年到大萧条时期，大棒就是军事力量（通常都是利用威胁封锁），而胡萝卜就是准许进入美国信贷市场。20世纪30年代期间，这套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放宽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将公债、外国援助和准入美国市场等添加到胡萝卜政策中，而将拒绝接受作为大棒政策。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建立一个完整的分支机构，专门致力于针对外国的秘密行动。再自然不过了，这项新工具需要重新调整、修改以保护美国在海外的私有财产权。

从20世纪第三个四分之一时期初开始，一系列基本无计划——不是全部的——创新改革将无条件主权豁免权概念从法律诉讼中去除，给予投资商直接向国际仲裁提出诉讼的权力，而无需向本国政府“陈述”抱怨和诉讼。其他的变革允许了判决结果由国家法院予以执行。这些变革为投资商在与外国政府合作和说服华盛顿政府在冲突中予以支持之间，又提供了第三个选择。这项新的选择在投资争端中去政治化方面产生了有益的附加作用，使美国政府免于因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拖入与外国政府的争端而引起的国内压力。

书籍介绍

"本书运用诸多具有深刻意义的案例，解释说明并论证分析了美国政府在19世纪末之后的一个多世纪的时期内，代表美国商业利益对外国进行干涉，以保护美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利益的兴衰史。

关于“陷阱”

一、为什么叫帝国陷阱？

一旦美国某届政府承诺代表美国投资商出面予以干涉，以保护其在海外的财产等权益，那么未来的政府要想避免此类干涉就更加困难。如果某位总统令人信服地承诺动用美国的强大势力保护在外国的美国财产权益，那么，这个国家可预见到的投资风险就会降低，更多的资本就会大量涌入。未来的政府可以拒不履行含蓄的承诺，但是这样一来必须带来政治成本，政治成本越大，投资商拥有的财富所面临的风险就越高。简言之，代表海外投资商进行的成功干涉，将引致更大的海外投资；而这些更大的海外投资一旦受到危险，又会制造成更大干涉压力。结果就是一个“帝国陷阱”，而落入这个陷阱，美国政府就会发现，他们很难抵抗保护美国海外财产利益的强大压力。

二、资本操作陷阱的方式

20世纪的美国投资商，在压制国内反对派和战略利益方面普遍获得成功。他们所运用的特定政治战略随时时间的推移也已发生变化。20世纪初期，海外投资商绝大部分都是动用个人的政治关系以影响政策。随着帝国陷阱这一模式开始实施，个人政治关系变得更容易。20世纪30年代，投资商开始运用更为复杂的战略，将保护他们的利益与政府当时高度重视的其他利益联系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投资商们鼓动公众和国会舆论，向行政部门施加压力。这些公司试图将国家利益，如反对共产主义，与他们的财产权益捆绑在一起，争辩说，保护他们的收入来源，对否认敌对国家诸如此类的收入来源发挥了有益的影响作用。美国各类公众认为，没收他们同胞的财产，就是针对美国的攻击和损害。其他公众担心，一个国家对美国财产的没收得到允许，其他国家可能会随之效仿，如此这样，在某个时刻，所受到的经济损失有可能高达一定程度，足以影响到公众他们自己的利益。诸如此类的担心并不一定是现实，它们只需要被人们相信。干涉成本往往都是分摊，范围覆盖全社会，借助了所有这些战略，海外投资商正是从这一事实中受益。

三、帝国陷阱经历的三个阶段

美国非正式的帝国，在整个20世纪没有因总统的更迭而不断地移动，反而出现了两次明显的兴起与衰落。20世纪初期，当政治压力迫使美国政府必须保护其国家的海外利益时，第一个“帝国”出现了，这一时期美国政府更多地使用武力手段来解决问题。当大萧条摧毁了维系该帝国的政治联盟时，这个非正式的帝国就此寿终正寝。第二轮经济利益驱动的干涉行动崛起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一直持续到80年代。第二个“帝国”的地域范围更加广阔，受到富于挑战的反共产主义的影响，而且几乎不可能圈入直接的军事干涉；但是，第二个帝国（与第一个类似）也使得投资商操纵了美国政治系统，且常常相当成功，或者保护他们的投资，或者确保他们的损失获得赔偿。第二个帝国并没有彻底地终结，而是被司法化的争端解决机制所取代，私人投资者发现，司法化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定与发展，与求得华盛顿的支持一样极具吸引力。这也是帝国陷阱的第三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