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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位于欧亚大陆的连接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东西方文明在此融汇交流，积淀下深厚的文化。古代赫梯人的文化遗存和特洛伊战争的动人画卷，倾诉着安纳托利亚尘封的往事；古典建筑的残垣断壁，印证着地中海文明的历史。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小亚细亚半岛，基督教曾风行千年之久；伴随着突厥人长驱西进的步伐，教堂的钟声逐渐远去，清真寺的宣礼声此起彼伏，小亚细亚半岛由此融入伊斯兰世界。奥斯曼帝国自14世纪初横空出世，雄踞于亚非欧大陆中央地带长达600余年；*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飘摇风雨中，历史的车轮从伊斯坦布尔一路驶向安卡拉，帝国的背影渐行渐远。崭新的土耳其共和国蒸蒸日上，迎来现代化的长足发展，奏响了迈入21世纪的嘹亮乐章。

目录

序言/ 1

章 安纳托利亚的古代历史 / 1

一、　赫梯文明 / 1

二、　吕底亚、弗里吉亚与乌拉尔图 / 3

三、　地中海世界古典文化的遗存 / 5

四、　君士坦丁堡与拜占庭帝国 / 8

作者点评 / 12

第二章 突厥人的西迁 / 13

一、　伊斯兰教传入中亚 / 13

二、　塞尔柱突厥人称雄西亚 / 16

三、　安纳托利亚的鲁姆苏丹国 / 18

作者点评 / 20

第三章 征战中崛起的奥斯曼帝国 / 21

一、　奥斯曼国家的兴起 / 21

二、　对基督教世界的征战 / 26

三、　伊斯兰世界的征服 / 35

作者点评 / 38

第四章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制度 / 39

一、　苏丹与宫廷 / 39

二、　御前会议与桑贾克 / 46

三、　奴隶政治 / 50

四、　西帕希和耶尼切里 / 53

五、　宗教与神权 / 58

作者点评 / 64

第五章 奥斯曼帝国的社会与经济 / 65

一、　疆域与人口 / 65

二、　米勒特制度 / 66

三、　封邑制度 / 70

四、　农业与农民 / 72

五、　城市与行会 / 74

六、　商业与商人 / 81

作者点评 / 85

第六章 奥斯曼帝国黄金时代的结束 / 86

一、　苏丹权力的式微 / 86

二、　包税制的兴起 / 89

三、　商路转移与价格革命 / 90

四、　对外战争的败绩 / 91

作者点评 / 94

第七章 自上而下的新政举措与宪政运动 / 95

一、　塞里姆三世与马哈茂德二世的新政举措 / 95

二、　花厅御诏与坦泽马特时代的改革 / 99

三、　宪政运动 / 104

作者点评 / 109

第八章 传统经济社会秩序的衰落 / 110

一、　西方列强的贸易扩张 / 110

二、　市场化进程的启动 / 113

三、　智力的觉醒 / 119

作者点评 / 122

第九章 从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到奥斯曼帝国的灭亡 / 123

一、　巴尔干起义 / 123

二、　青年土耳其党革命 / 127

三、　奥斯曼帝国的灭亡 / 132

作者点评 / 135

第十章 奥斯曼帝国的文化成就 / 136

一、　文学 / 136

二、　史学 / 145

三、　科学 / 148

四、　绘画与音乐 / 152

五、　建筑 / 160

作者点评 / 174

第十一章 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 / 176

一、　从伊斯坦布尔到安卡拉 / 176

二、　从《色佛尔条约》到《洛桑条约》 / 180

三、　从大国民议会到1924年宪法 / 182

四、　凯末尔时代的威权体制 / 184

作者点评 / 189

第十二章 凯末尔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 190

一、　从奥斯曼帝国的意识形态到凯末尔时代的民族主义 / 190

二、　共和主义与民众主义 / 194

三、　世俗主义 / 196

四、　国家主义 / 201

五、　凯末尔主义的时代特征 / 202

作者点评 / 204

第十三章 威权政治的终结 / 205

一、　伊斯梅特与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 / 205

二、　一党制时代的结束 / 208

三、　1950年大选 / 210

作者点评 / 212

第十四章 民主化进程的艰难探索 / 213

一、　20世纪50年代民主党的执政历程 / 213

二、　1960年军事政变与1961年宪法 / 218

三、　20世纪60年代的民主政治实践 / 222

四、　1971年军事政变与20世纪70年代的议会选举 / 225

五、　多元化的政党政治 / 228

六、　暗流涌动的伊斯兰主义 / 237

作者点评 / 248

第十五章 民主制框架下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消长 / 250

一、　1980年军事政变与1982年宪法 / 250

二、　祖国党执政：文官政治的重建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 253

三、　伊斯兰政党的崛起：从繁荣党到贤德党 / 260

四、　政党政治与民众参与 / 268

作者点评 / 271

第十六章 异军突起的政坛奇葩——正义与发展党 / 272

一、　埃尔多安同正义与发展党的建立 / 272

二、　2002年大选 / 274

三、　正义与发展党的施政举措 / 278

四、　2007年大选 / 287

五、　2007年大选后的政治走向 / 292

作者点评 / 299

第十七章 土耳其共和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 300

一、　人口的变迁 / 300

二、　土耳其共和国初期从温和到激进的经济政策 / 301

三、　凯末尔时代工业的缓慢进步与农业的发展 / 304

四、　土地改革的初步举措 / 308

五、　战后农业的进步 / 310

六、　战后乡村社会的变革 / 314

七、　战后产业结构的转变与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模式 / 317

八、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政策 / 322

九、　城市化进程 / 325

十、　文化生活的繁荣 / 327

作者点评 / 334

附录一 奥斯曼帝国苏丹世系表 / 335

附录二 突厥人进入安纳托利亚以来的土耳其历史大事年表 / 337

主要参考书目 / 344

哈全安，1961年生，回族，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1991年在东北师范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曾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先后受聘为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讲座教授和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现任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世界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天津市政协常委、天津市政协文化和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入选*首批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天津市首批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层次，获天津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和宝钢优秀教师奖。所主讲的《世界上古中古史》入选国家精品课程和精品资源共享课。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世界宗教研究》《西亚非洲》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所著《中东史610—2000》获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著作奖，名列《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2010—2014）世界历史学科排行榜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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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学术著作的严肃和权威，也有历史本来的精彩和壮阔，一切都源自作者深厚的学术积淀和对中东历史的融会贯通。

书摘插图

西帕希和耶尼切里

武力的扩张是奥斯曼国家历史进程的鲜明主题。奥斯曼人的国家机构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俨然是庞大的战争机器。军事贵族的特权地位是奥斯曼文明的明显特征。领土的征服与战利品的分享，则是维系奥斯曼帝国的纽带。另一方面，庞大的奥斯曼帝国建立在领土兼并的基础之上，辽阔的疆域内存在着诸多种族和宗教，伊斯坦布尔的苏丹面临地方离心倾向的挑战，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构成维系统一帝国的政治基础，维持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则是克服地方离心倾向的首要任务。

奥斯曼国家的军队主要由西帕希和耶尼切里组成。西帕希（Sipahi）建立在封邑制的基础之上，系封邑的领有者，自备兵器和马匹，平时为民，战时出征，具有典型的中世纪骑兵特点，是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军事力量。“西帕希享有国有土地的受益权，征收农民缴纳的地租和赋税，保障土地处于耕种状态。遇有战事，西帕希根据受封土地的收入，向苏丹提供相应数量的战士和战争物资”。西帕希骑兵的服役期通常为每年的3—10月，其后返回各自的领地。因此，奥斯曼帝国苏丹发动的战争，通常从每年的春季开始，秋季收兵，冬季处于休战的状态。西帕希处于苏丹的直接控制下，因此不同于西欧中世纪等级结构的封建军队。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封邑面积不等，年收入不足2万阿克切（Akce，银币名称）的封邑称提马尔，年收入在2万至10万阿克切的封邑称齐阿迈特（Zeamat），年收入超过10万阿克切的封邑称哈斯（Hass）。奥斯曼帝国规定，3000至5000阿克切的年收入须提供1名骑兵以及相应的武器和粮饷，其标准配置包括战马、铠甲、头巾、弓箭、投枪、弯刀和盾牌。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前夕，鲁梅利亚和安纳托利亚两个行省可以提供西帕希1万人至1.5万人。1473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为10万人，其中来自鲁梅利亚的西帕希骑兵4万人，来自安纳托利亚的西帕希骑兵2.4万人。1525年，奥斯曼帝国的西帕希骑兵约5万人。1527年，奥斯曼帝国共有3.7万个提马尔领地，提供西帕希骑兵7万—8万人。1607年，提马尔领地增至4.4万个，提供西帕希骑兵10万人。

耶尼切里（Yeniceri）亦称加尼沙里（Janissaries），建立在雇佣制的基础之上，是领取薪金的步兵，通常构成苏丹的亲兵抑或近卫军团，系奥斯曼国家的常备军。耶尼切里“是奥斯曼帝国的精锐部队，在几个世纪中堪称欧洲精良的步兵”。耶尼切里本意为新军，亦称卡皮库鲁（Kapikulu），起源于乌尔汗和穆拉德一世当政时期，主要招募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男童，兵源之一是征募战俘的五分之一（参照《古兰经》关于战利品五分之一上缴国家的划分原则），兵源之二是招募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男童，通常是每40户征募1名男童（参照伊斯兰教关于收入之四十分之一作为天课上缴国家的原则），组成苏丹卫队，后来演变为直接隶属于苏丹的近卫军团，日薪初为2阿克切，后为3—5阿克切。相比于封邑制的西帕希骑兵，耶尼切里的构成具有异族抑或异域的色彩和非穆斯林皈依伊斯兰教的身世背景。耶尼切里由苏丹出资供养，直接听命于苏丹而唯苏丹马首是瞻。耶尼切里的首领称作阿加（aga），个阿加名为穆罕默德，始见于1389年的记载，统领2000名步兵组成的雇佣军出现在科索沃战场。耶尼切里的规模，穆拉德一世当政时期约1000人，巴叶济德一世当政时期扩大为5000人。穆罕默德二世当政期间，奥斯曼帝国的兵员总数约10万人，其中耶尼切里1.2万人。苏莱曼一世即位后，耶尼切里增至4万人，招募范围亦逐渐扩大到小亚细亚半岛和高加索地区。耶尼切里自幼从军，待遇优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奉行独身原则，不得娶妻成婚，由此形成封闭的状态。苏莱曼二世（Sulayman Ⅱ,　1687—1691年在位）即位后，耶尼切里的独身原则逐渐废止，甚至允许耶尼切里将其男性子嗣列入军饷名册，作为后备战士，进而导致耶尼切里内部普遍的职业世袭化现象。至17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停止直接招募非穆斯林少年组成耶尼切里，耶尼切里的封闭状态不复存在，耶尼切里的来源构成呈开放的倾向。形形色色的社会成员加入耶尼切里，兵员的混杂状况日趋严重，耶尼切里的战斗力随之明显下降。

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力量，除西帕希骑兵和耶尼切里步兵以外，还包括来自被奥斯曼人征服地区的附庸国仆从军。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王公作为奥斯曼帝国的封臣，跟随苏丹征战各地，接受土地赐封，分享战利品。瓦兰几亚、特兰西瓦尼亚和摩尔达维亚是奥斯曼帝国重要的三个基督教附庸国，提供大量的步兵和骑兵。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一直是奥斯曼土耳其的忠实盟友和军事仆从，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的库尔德人亦在苏丹召集时随耶尼切里一同出征。

14世纪末起，领有提马尔的西帕希骑兵构成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核心。与此同时，包括农民军、雇佣军和其他辅助性兵员甚至非军事性的文职官吏亦被纳入提马尔体系，而提马尔的领有者呈现多元的社会成分。进入15世纪，提马尔的世袭化现象逐渐凸显，父死子继随之成为常态。另一方面，提马尔的领有者不再局限于突厥血统的穆斯林，越来越多的希腊和斯拉夫血统的基督徒跻身于提马尔领有者即西帕希的行列。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苏丹极力强化对于提马尔领有者即西帕希的控制，而常用的手段是改变封邑的位置，多为安纳托利亚与鲁梅利亚之间封邑的轮换，更为有效的手段是将领与骑兵之间实行不同族群的混合配置，旨在淡化西帕希与土著势力之间的联系，削弱西帕希的离心倾向。

早期奥斯曼军队主要由骑兵组成，擅长野战，却缺乏步战经验和攻城机械，面对拜占庭帝国的设防城市往往久攻不克，只能采取长期围困的战术。直到装备火器后，奥斯曼军队的攻城能力方得以大幅提升。奥斯曼军队自穆拉德二世在位期间开始装备火器，1514年查尔迪兰战役中，奥斯曼军队的火器发挥了决定胜败的作用。

奥斯曼帝国前期，历任苏丹致力于陆地的攻战征伐，周边海域处于基督徒舰队的控制之下。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特别是1517年征服埃及后，奥斯曼帝国开始与基督徒舰队争夺周边海域的控制权，奥斯曼帝国海军随之应运而生。

早在奥斯曼帝国军队于1377年重新夺回达达尼尔海峡欧洲一侧的军事要塞加里波利之后，苏丹穆拉德一世下令建造战船，加里波利成为奥斯曼帝国初的军港。巴叶济德一世当政期间，奥斯曼帝国海军初具雏形，约有战舰十余艘。穆罕默德二世即位后，开始大规模建造战船。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兵员包括突厥人、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兼有封邑制与雇佣制。海军统帅初采用桑贾克贝伊的称谓，后来改称贝勒贝伊并参加御前会议。爱琴海诸地是海军主要的提马尔所在，海军封邑大都分布于此。

奥斯曼帝国的舰队初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之间的狭小水域。15世纪前期，奥斯曼帝国的舰队开始进入爱琴海水域。1416年，奥斯曼帝国海军试图袭击威尼斯人控制的爱琴海岛屿，败于威尼斯舰队，是为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首次海战。此后数年间，威尼斯舰队屡次袭击奥斯曼帝国海军的驻地加里波利军港。1430年，奥斯曼帝国海军曾经参与围攻塞萨罗尼基，再露锋芒。1453年，145艘战舰组成的奥斯曼帝国舰队参与围攻君士坦丁堡，包括12艘大型双层战船，其余多为小型单桅帆船。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的战船驶入多瑙河水域，负责运输兵员和物资补给。1494年，苏丹巴叶济德二世任命基马尔·雷斯（Kemal Reis）组建新的舰队。

进入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海军游弋于地中海以及爱琴海和黑海水域，屡次击败欧洲基督教国家的舰队，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北非的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护送穆斯林及犹太人逃离西班牙的宗教迫害。苏莱曼一世重视海战和海军建设，大维齐尔卢特菲帕夏亦曾告诫苏莱曼一世：“在过去，苏丹手下许多人都懂得如何统治陆地，但很少人知道如何统治海洋。在进行海战方面，异教徒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我们必须设法超过他们。”阿尔及尔的统治者巴巴罗萨·海德丁帕夏（Barbarossa Hayreddin Pasha，？—1546）是奥斯曼帝国继基马尔·雷斯之后负盛名的海军将领。1534年，苏莱曼一世任命巴巴罗萨·海德丁帕夏作为海军统帅。1538年，巴巴罗萨·海德丁帕夏统率的奥斯曼帝国海军在亚得里亚海水域的普雷韦扎（Preveza）海战中击败基督教欧洲的神圣同盟舰队，标志着奥斯曼帝国海军的真正意义上的崛起。此后数年，巴巴罗萨·海德丁帕夏统率的奥斯曼帝国海军屡屡击败哈布斯堡王朝海军和威尼斯舰队。

1570年，奥斯曼帝国舰队占领威尼斯人的属地塞浦路斯，随后奥斯曼帝国将土耳其人从安纳托利亚移入塞浦路斯，土耳其人与操希腊语的土著居民在塞浦路斯由此形成混居状态。1571年，奥斯曼帝国海军与基督教欧洲的神圣同盟舰队在希腊附近海域发生地中海水域规模空前的大海战，史称勒班陀海战。交战双方投入战船数百艘，五万九千人战死，奥斯曼帝国舰队遭受重创，损失近两百条战船，仅有约三十条战船侥幸逃脱。文学名著《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曾经参加此次海战，在交战中负伤失去左手。

勒班陀海战在世界海战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是地中海世界后的木桨战船的大海战，被后人视为木桨战船时代与风帆战船时代的分水岭。勒班陀海战之后，木桨战船逐渐退出地中海世界的海战舞台，风帆战船以其良好的机动性开始取代木桨战船而成为海战的主力。翌年，奥斯曼帝国重建规模庞大的舰队，再度与欧洲基督教海军角逐地中海霸权。据史书记载，在伊斯坦布尔的造船厂，若值造船高峰时，每天都有舰船下水。1573年，威尼斯人与奥斯曼帝国签订和约，承认奥斯曼帝国占领塞浦路斯的既成事实。在红海和印度洋水域，奥斯曼帝国海军屡败葡萄牙舰队，甚至远赴苏门答腊岛，协助土著穆斯林抵御葡萄牙人的入侵。

前言

序言

“土耳其”一词源于西方人的称谓。早在11世纪末的十字军东征时代，欧洲人开始将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血统穆斯林所征服的安纳托利亚称作土耳其抑或土耳其亚，而将生活在土耳其的突厥血统穆斯林称为土耳其人。土耳其人的祖先，是游牧于中亚草原的突厥部落。土耳其人的历史，以入主安纳托利亚作为起点，可以划分为奥斯曼土耳其时代和土耳其共和国时代，而奥斯曼土耳其时代的国家亦称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时期，统治阶层自称奥斯曼人，以示具有高贵的血统，至于土耳其人则泛指分布在安纳托利亚高原诸地和操突厥语的下层村民。1921年，安卡拉大国民议会通过临时宪法，首次明确宣布将土耳其作为新的国家名称。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正式诞生。土耳其语在奥斯曼帝国时期采用阿拉伯字母的书写形式，土耳其共和国诞生后改用拉丁字母。土耳其共和国具有伊斯兰教的浓厚氛围，穆斯林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9%，盛行逊尼派伊斯兰教，亦有少量什叶派穆斯林，属于什叶派的分支阿拉维派。现代意义上的土耳其人特指操土耳其语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国民。尽管土耳其共和国宪法明确区分国籍归属与宗教信仰的差别，然而土耳其共和国的非穆斯林国民中自称土耳其人者寥寥无几。

“安纳托利亚”一词源于希腊语，本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特指希腊人眼中的日出之处即爱琴海东岸。在希腊人之后，罗马人将安纳托利亚称为亚细亚，继而称之为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作为亚洲大陆与欧洲大陆的接合点，介于古代世界的两大语系即闪米特语系与印欧语系分布区域之间，具有极其悠久的历史传统和近乎神奇的文明魅力。独具特色的地理位置，形成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安纳托利亚的重叠与交汇。土著城邦的建立、希腊化、罗马化、基督教化、突厥化、伊斯兰教化以及现代化进程中的欧化，塑造出安纳托利亚不同时代的文明断层和历史坐标。东西交融的深厚文化积淀，在安纳托利亚的土地上编织出色彩斑斓的绚丽画卷。

早在距今近4000年前，文明的曙光冉冉升起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印欧语系的分支族群建立的诸多城邦，开辟了安纳托利亚古代文明的先河。首先登上安纳托利亚文明舞台的古代族群是印欧语系的分支赫梯人。赫梯人建立的城邦是安纳托利亚早的国家，赫梯人城邦的建立，掀开了安纳托利亚古代文明的序幕。继赫梯人之后登上安纳托利亚文明舞台的吕底亚人，所操语言亦属印欧语系分支。吕底亚人占据的区域介于黑海与爱琴海之间，与希腊人之间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吕底亚人与希腊人在安纳托利亚建立的殖民城邦之间的战争，提供了古希腊神话传说的珍贵历史素材，诸多动人心弦的情节流传至今。分布于吕底亚王国北侧的弗里吉亚人，不仅所操语言属于印欧语系的分支，而且采用早期希腊字母作为书写形式。《荷马史诗》曾经提到弗里吉亚人，希罗多德的《历史》亦曾记载了弗里吉亚人创造的文明。弗里吉亚王国与古希腊城邦之间往来频繁，相传弗里吉亚人曾经卷入特洛伊战争，亦传弗里吉亚国王迈达斯曾经娶希腊女子为妻并向希腊宗教圣地德尔菲神庙贡献祭品，弗里吉亚王国的国王戈耳狄俄斯甚至出现于希腊神话之中。《荷马史诗》中关于特洛伊战争的动人故事，诉说着安纳托利亚的尘封往事。透过古典建筑的断壁残垣，不难发现希腊罗马文化在安纳托利亚的斑斑痕迹。

公元后初的千年，安纳托利亚属于基督教世界，时人称之为比拉德·鲁姆（Bilad alRum），意为“罗马的土地”。自7世纪中叶开始，阿拉伯人征服的狂潮席卷西亚北非的广大地区，安纳托利亚成为拜占庭帝国仅存的亚洲领土。拜占庭帝国统治时期，安纳托利亚构成基督教世界的东部边缘，安纳托利亚南侧的陶鲁斯山则是穆斯林对基督徒发动他们心中的圣战的理想去处。11世纪突厥人入主西亚，此后突厥人自东向西拥往安纳托利亚，开辟了安纳托利亚之突厥化和伊斯兰教化的先河，安纳托利亚的政治格局、人种构成和宗教信仰随之逐渐改变，其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希腊语和基督教在安纳托利亚的历史舞台悄然淡去。与此同时，伊斯兰教所承载的东方文明元素逐渐植根于安纳托利亚的沃土，进而深刻改变了安纳托利亚的历史进程。奥斯曼帝国自14世纪初横空出世，在百余年间攻城略地，兼并安纳托利亚，征略巴尔干半岛，降服阿拉伯地区，雄踞于亚非欧大陆的中央地带，成为继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之后中东历史长河中再度闪亮登场的庞大帝国，东地中海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由此明显改变。1453年，奥斯曼帝国大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历时千年之久的拜占庭帝国至此寿终正寝。君士坦丁堡从此改称伊斯坦布尔，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在欧洲基督徒的眼中，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俨然是罗马文明和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奥斯曼帝国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历经六百余年的沧桑，可谓亚非欧大陆中央地带后的封建帝国。伊斯坦布尔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古典时代的多处遗址至今犹存，拜占庭帝国时期建造的圣索菲亚教堂与奥斯曼帝国时期建造的蓝色清真寺以及托普卡帕宫交相辉映。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位于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处古代商路要冲，现存赫梯城市、罗马神庙和拜占庭城堡的遗迹以及塞尔柱时期建造的阿拉丁清真寺，浓缩着往日的辉煌。

近代初期，奥斯曼帝国雄踞中东，尚且保持扩张态势，在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对峙中占据上风。自工业革命起，欧洲基督教世界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实力天平日渐倾斜。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启动，欧洲列强迅速崛起，而奥斯曼帝国依然处于沉睡的状态，由此形成两者之间的巨大历史落差。欧洲现代文明的冲击侵蚀着奥斯曼帝国传统文明和旧秩序的根基，辽阔的疆域内矛盾叠加，衰落的迹象日渐浮出水面。奥斯曼帝国无力抗衡来自西方的冲击，往昔如日中天的庞大帝国雄风不再，辉煌远去，已成长河落日之势，俨然是西方列强眼中的“欧洲病夫”。进入19世纪，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开始推行自上而下的新政举措，效仿西方列强，组建欧式新军，改革政府体制，引进西方世俗法律，现代西方元素渗入奥斯曼帝国的诸多层面，西方时尚风靡一时，地缘政治亦逐渐呈现出西化的走向。土耳其共和国诞生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历经“一战”结束后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跋涉前行于崎岖坎坷的苦难旅程，历史的车轮从伊斯坦布尔向安卡拉一路驶来，安纳托利亚的大地迎来了现代化的崭新活力和勃勃生机。

随着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土耳其共和国的地缘政治走向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脱亚入欧与脱欧入亚之争贯穿土耳其共和国近百年来的政治进程，西向战略与东向战略此消彼长。土耳其共和国自1923年成立伊始，遵循西化的发展道路，积极扩大与西方世界的交往合作。凯末尔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表现出世俗化的明显倾向，旨在淡化土耳其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地缘界限。“二战”结束后，冷战的帷幕徐徐拉开，东西方之间形成剑拔弩张的对峙局面。特定的国际环境深刻影响着土耳其的地缘政治走向，而俄土战争的阴影已然是土耳其人挥之不去的梦魇。如同英法特别是沙皇俄国的威胁导致奥斯曼帝国在“一战”期间与德国结成军事同盟，“二战”结束后苏联的威胁导致土耳其在冷战时代倒向西方阵营并加入北约。此间，土耳其与西方世界进入蜜月期，成为西方世界的国际战略盟友，加强与西方世界的全方位联系则是土耳其外交的首要目标。1987年，土耳其政府正式申请加入欧盟；1999年，欧盟赫尔辛基峰会决定将土耳其列为欧盟正式候选国，土耳其脱亚入欧的地域战略走向达到极致。

尽管如此，土耳其毕竟具有长达千年之久的东方文明传统，伊斯兰教已然深深植根于安纳托利亚的沃土。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初，官方亦曾明确规定伊斯兰教信仰作为土耳其国民身份认同的三大要素之一。20世纪后期，土耳其国内政治环境渐趋宽松，伊斯兰复兴运动暗流涌动，诸多伊斯兰政党随之登上土耳其政治舞台。后冷战时代，苏联解体，土耳其与其北方宿敌之间的紧张关系明显缓解。随着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动，土耳其与西方世界之间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蜜月不再。冷战时代，土耳其与东方国家之间联系甚少。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伊斯兰政党的崛起，强化东方外交成为诸多伊斯兰政党的施政呼声，脱欧入亚的地缘战略渐露端倪。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试图改变以往从属于美国和依附于西方世界的地缘政治传统和长期以来亲西方的外交政策，致力于东西方之间的平衡外交，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并赞赏哈马斯的民选政治，谴责以色列实行国家恐怖主义，呼吁黎巴嫩实现民族和解，提升其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影响力，地缘政治的触角进一步伸向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

成为欧洲大家庭的一员，可谓土耳其共和国的百年梦想。加入欧盟既是土耳其共和国历届政府长期以来渴望实现的目标，亦是土耳其西向地缘战略的集中体现。然而，土耳其加入欧盟似乎过于一厢情愿，申请加入欧盟的道路步履维艰，欧洲大国始终未见诚意，屡屡以人权和宗教作为借口百般阻挠，将土耳其拒于门外。入欧受挫无疑是影响土耳其地缘政治走向的重要原因，土欧关系随之渐行渐远。近年来，土美关系亦趋于恶化，对于土耳其的西向地缘战略更可谓雪上加霜。与此同时，土耳其另辟蹊径，试图拓宽国际空间，初步形成脱欧态势，东向外交成为土耳其新的国际战略支点。

通常认为，土耳其入欧受挫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信仰伊斯兰教是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障碍，实际情况不然。纵观国际舞台，决定地缘政治走向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利益的得失，并非意识形态的分歧，更非宗教信仰的差异。土耳其入欧无望，英国却艰难跋涉于脱欧之路，两者貌似毫无关联，却有异曲同工之处，耐人寻味。俄罗斯与土耳其同样地跨亚欧大陆，且政治重心位于欧洲，信奉基督教长达千年之久，历史上与欧洲诸多国家联系密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皆曾与英法结为盟友，当下却被视作西方世界的天敌而被拒于欧洲之外。相比之下，土耳其与俄罗斯尽管宗教信仰各异，却在当下国际秩序剧烈变动之际冰释前嫌，化敌为友，多方位展开积极合作，进而形成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的三方相向互动，在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已然占据半壁江山。

现实是历史的延伸。土耳其不仅地跨亚欧大陆，而且位于地中海文明圈与伊斯兰文明圈的重叠区域，兼有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双重传统，地缘政治走向表现为脱亚入欧和脱欧入亚的两面性，随着时代的变迁在西方与东方之间摇摆不定。土耳其地缘政治的未来走向，或因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矛盾分歧而延续西向外交战略，或因与西方世界之间的矛盾分歧大于共同利益而实施东向的地缘战略，或采取平衡外交而在地缘战略层面兼顾东西方。土耳其目前尚属西方阵营，身在北约且向往加入欧盟，与西方国家具有诸多的共同利益，融入西方世界符合土耳其的国家诉求，虽有意分手却心存纠结。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其武装力量之规模在北约内部仅次于美国而位居第二，加之地处欧洲通往东方的门户，是美国实施中东战略和从南部围堵俄罗斯的重要支点，地缘政治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近年来中东难民大举拥向欧洲，欧洲诸国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而土耳其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成为当下遏制中东难民拥入欧洲的桥头堡，土耳其若转向脱欧入亚，势必导致欧洲东南方门户顿开，这些也令西方世界难以轻言放弃土耳其。土耳其转向东方的地缘战略，或许只是声东击西，然而若终依然入欧无望，亦不排除与西方世界分道扬镳的可能。 

书籍介绍

土耳其位于欧亚大陆的连接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东西方文明在此融汇交流，积淀下深厚的文化。古代赫梯人的文化遗存和特洛伊战争的动人画卷，倾诉着安纳托利亚尘封的往事；古典建筑的残垣断壁，印证着地中海文明的历史。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小亚细亚半岛，基督教曾风行千年之久；伴随着突厥人长驱西进的步伐，教堂的钟声逐渐远去，清真寺的宣礼声此起彼伏，小亚细亚半岛由此融入伊斯兰世界。奥斯曼帝国自14世纪初横空出世，雄踞于亚非欧大陆中央地带长达600余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飘摇风雨中，历史的车轮从伊斯坦布尔一路驶向安卡拉，帝国的背影渐行渐远。崭新的土耳其共和国蒸蒸日上，迎来现代化的长足发展，奏响了迈入21世纪的嘹亮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