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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说：“如果以货币为主线，重新撰写经济史，那将是相当激动人心的。”《权力之巅》为我们所讲述的，正是数百年来大国兴衰背后惊心动魄的货币之争。风起青萍之末，正如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历史。“真正的革命常常爆发于平静之中，以至于当事人或同代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创造历史”。今天的中国正在书写着这样的历史。

章　货币即政治／001

　　从大明宝钞到亚投行／001

　　货币即政治／006

　　货币的国家理论／011

　　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政治逻辑／032

第二章　传统金本位制的兴起与衰落／042

　　黄金登场与西方世界的兴起／042

　　打造黄金镣铐／047

　　中日战争：日本黄金时代的起点／057

　　渐行渐远／061

第三章　新金本位时代：双锚金汇兑本位时期，1926～1931／070

　　繁荣的真相／070

　　美联储登台／077

　　双寡头时代／082

　　繁荣的落幕：英镑危机／090

　　打破僵局：三国货币协议／100

第四章　美元—黄金体系，1936～1971／103

　　未雨绸缪／104

　　针锋相对：重塑国际货币体系／107

　　取而代之／119

　　良性循环与恶性循环／125

　　暗潮汹涌／134

　　后的货币之锚：石油美元／143

　　解除黄金枷锁／150

　　继续嚣张的特权／161

第五章　理解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起源／165

　　理论框架／165

　　霸权之后／173

　　货币新势力／184

　　逆转发展／193

跋／212   

李晓耕，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金融学硕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学学士。现任神州优车集团董事、战略副总裁。原大用科技总裁，2008年获工信部团中央评选为第四届“中国软件杰出青年”，“北京市青联委员”“北京市妇联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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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两次金汇兑本位制度形成与演变的历史经验印证了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政治逻辑，这段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与世界权力格局演变过程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20世纪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英美之间权力转移的产物，而当前新兴经济体的集体崛起也挑战了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使之面临变革。以美国为中心的发达经济体国家又重新联合起来组成发达国家集团，并以此为基础酝酿着国际经济新秩序及其相关机制的重建。其中，关系到国家兴衰的巨大利益的货币霸权将成为发达国家集团与新兴市场经济大国之间博弈的关键环节。正如同20世纪初的美国，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大国的代表此刻也站在了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构架面临变革的十字路口，而人民币国际化则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前提和保障。正因如此，本文通过对英镑、美元和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不同时期其国际化进程进行梳理及分析，希望对正在进行中的人民币国际化有所助益。

前言

序　　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张宇燕

        几天前李晓耕打来电话，告诉我她的博士论文经过修改马上就要出版了，并希望我为此书作序。我欣然答应。要知道，对老师而言，还有什么比看到自己学生的成果发表更让人喜悦的呢。翻阅书稿时，自然回忆起了三年前和晓耕讨论选题的情景。在我指导的研究生中，论文选题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学生根据个人兴趣自由选择，二是与导师商量后确定。晓耕这篇论文的题目更多的属于后一种。国际货币是我长期关注的一个领域，并且发表过一些文章和著作。晓耕选择此问题做博士论文，除了受我影响外，也和她自己的研究偏好与英国留学经历有关。

        我记得对货币颇有研究的弗里德曼曾讲过一句话，大意是货币很像日本人家里的屋边花园，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几乎每个细节都经过了精心设计和建造。对此我深有同感。三十年前我的学术生涯刚刚起步时，就从前辈们那里听说过一句话：理解世界经济简便的方法，就是研究美元和石油。以今天的眼光看，这种说法虽有点偏颇，但如果把美元和石油替换成货币金融和能源，我以为仍不失为真知灼见。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确信货币问题，特别是货币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的两大基本问题之一。

        我们普通人几乎每天都要和货币打交道，但真要问究竟什么是货币，则很少有人能答得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货币起源及其性质做过经典性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各类畅销的教科书也都对货币下过定义，以至于绝大多数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都可以随口说出经济学意义上的货币属性，比如价值尺度、交换媒介、支付标准、储藏手段等。从历史上看，公元前二三千年前相互隔绝的文明或国家或部落，均不约而同地发明并使用了货币。对这一神奇现象的主流解释，是把货币起源视为人们降低交换过程中交易成本的努力结果。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剩余出现，剩余催生交换需求，交换先于货币，货币方便交换，金融促进生产与流通。货币的逻辑似乎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逻辑。然而这一逻辑并非。

        人们或许会问：从物物交换到使用货币进行交换的条件是什么？换句话说，在货币起源过程中，有没有比降低交易成本更关键的因素？至少在德国经济学家南普看来，在货币起源，尤其是信用货币的起源过程中，国家扮演了主角。市场交换是以产权为基础的。尽管一个人可以通过给门上锁来保护屋内的财产安全，但不言而喻的是，国家或政府权力对财产的保护才是根本性的。国家先于市场或与市场同步进化这一逻辑，涵盖了国家先于或同步于货币起源的逻辑。国家的存在以税收为前提，具有不同用途的实物缴纳与储存，其效率远低于征收和储存一般等价物。当国家选择某一特定物品（比如金银）作为贡赋品，同时一切司法判案的经济惩罚与赔偿也以该物品为据时，那么我们便有了一个货币起源的非市场逻辑。

        赞同货币起源与演进之政治逻辑者并不孤立。在希克斯眼中，货币的起源及演进与统治者的财政收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经济史领域，像希克斯这样从财政维度引申出货币的经济学家并不多见。古德哈特把货币理论区分为偏向市场逻辑的“金属主义论”和看重国家逻辑的“卡特尔主义论”，而他本人倾向于后者。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货币非中性”的讨论与强调，可以说是对货币的政治逻辑的一种至少是间接的支持。两百多年前，坎梯隆便提出了货币长期非中性命题；我和我的合作者对美洲金银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分析，亦从一个新的角度支持了货币非中性这一命题。基于此，有人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货币即政治。

        货币的政治色彩随着信用货币的出现而加重。历史学家在划分历史阶段时通常使用的尺度是朝代和生产手段的进步程度。但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完全可以有自己的标准。首见于北宋仁宗天圣元年的“官交子”，可谓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1023年将人类历史划分为金属货币阶段和信用货币阶段。遗憾的是，“货币文化”早熟的中国在使用纸币实现王权目标时并不成功，经过了元明两朝后又回到了银两制度。而英国等西欧国家，则成功地走上了以金属为本位的信用货币的进程。盛宣怀以银元取代银两的奏折和光绪帝上千字的朱批，今天读来令人唏嘘不已。一个在六七百年前就发明了纸币的国度，竟然还在为此等事烦恼。在人类步入电子货币时代的过程中，希望中国能够再次成为人类的领先者。

        货币的政治性随着货币跨越国家或政治辖区而变得复杂且重要。根据陈隆文对先秦货币地理的研究，我们看到秦军征战的路线同时也是“秦半两”出土相对密集的地区。据此我们不难提出一个秦国由弱变强、终完成统一大业的“货币政治”式的命题：币材丰富且铸造水平高超的秦国，其铸币“半两”被各国广为接受，从而为秦国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保障。在后来的世界史中，强国霸主同时又都是国际金融中心的所在国，它们的货币一定是国际关键货币，事关国际货币金融的制度安排由它们主导，均绝非偶然。1940年代中国上演的“边币”“法币”“伪币”之间的“货币战争”，亦是一个不同纸币发行当局争夺“货币流通域”以支持战场胜利的精彩纷呈的经典案例。

        我将以上所述逻辑分析架构和案例分析统称为货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虽然这类研究目前在国内货币金融研究中不是主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无足轻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货币政治的重要性并加入到这一研究队伍中来。李晓耕把论文冠以《权力之巅：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起源》并发表，从一定意义上讲填补了国内学界对国际货币体系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的空白。这便是我欣然为之作序的原因。

        顺带补充一句，比之博士论文，晓耕的这部著作补充了不少文献，她提到的许多轶事读来饶有兴味。从她的引述中我得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著名经济学家穆萨每次路过陈列各国货币的走廊时，总喜欢描述他是如何重新发现了货币经济学中强的一条定律的，即国家与货币一一对应的关系。在讨论信用货币起源时引用《浮士德》中的皇帝、首相、财政大臣和梅菲斯托之间的对话，着实为本书增添了可读性。如果她再把中国古代文献中的一些经典文字引入就更好了。管仲向齐桓公就“轻重”所做的解释，称得上是一篇货币政策在“国际”舞台上成功运用的经典。

        序　　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丁一凡

        晓耕的《权力之巅：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起源》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中国不仅要表达自己的愿望，要捍卫自己的利益，还要推出自己的说法，建立自己的规则。当中国提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时，西方舆论沸腾了。愿意响应中国号召，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国家达57个之多，远远超过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时的22个成员国。它们认为，中国的做法虽然不那么显山露水，却与当年美国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换句话说，中国终于要制定适合自己发展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了。

        话虽这么说，但中国在国际社会却是个后来者。套用荷兰经济史专家麦迪逊的话说，从公元960年到1820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一直是全球的经济体。但中国的“天下体系”却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社会，中国没能创造出一套其他国家都接受的话语体系，没能创造出一套支配国际体系运转、其他国家都愿意服从的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必须更深入地了解过去的国际体系，包括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才能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从而培育自己的话语体系和国际秩序。而晓耕的《权力之巅》正好提供了一个这样的范本，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形成的各种影响因素，了解大国如何进行博弈，以使国际货币体系更有利于自己的实力培养，更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扩张。

        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有一种“非中性”的意味，如果哪个国家对它缺乏深刻理解，盲目闯进去，后会“输”得一无所有。相反，如果对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逻辑和运作方式了如指掌，其会成为大国崛起过程中得心应手的工具。清朝的掌权者不仅不懂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也不懂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除了征税外，不知道如何向社会借钱来实现发展。甲午战争前，日本政府向美国学习了发国债的经验，发了两笔国债，日本海军便购足了快船和弹药。清朝政府虽然向德国购买了大型军舰，却没钱购买弹药，没钱维修军舰和训练海军。后来的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打仗虽然有各种偶然因素，但支撑战争的财政状况往往在战争发生前就决定了战争的结果。欧洲战场上，拿破仑领导下的法国其实先输在了金融市场上，输在了法国的战争融资成本是英国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之上。

        日本打赢了甲午战争，用清朝的战争赔款建立了日元的金本位，再到伦敦的金融市场上发债，借着国际资本的力量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和经济起飞。清朝没有自己的货币体系，凭借市场上流通的白银随行就市，落了个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然而，战争赔款要付真金白银。当白花花的银子都流到英国、法国、日本等战胜国手里后，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失血”状态。随着通货的流失，清朝的货币体系彻底崩溃了。清朝人没能像独立战争时的美国人那样，靠“打白条”、发行“大陆券”来维持自己的货币体系，而是任凭白银流失后的通货紧缩自由发展，结果市场上的价格暴跌，造成农民不愿种田、商人不愿开铺的局面：越种田越赔本，越开商店越赔本。鸦片战争前的中国还是世界的经济体，占全球GDP的近1/3。但经过次、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等一系列战争后，清朝不仅赔偿了大量白银，还让经济陷入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国力一路下滑，到清朝末年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不足11%。回顾历史，我们不能不为大清王朝终的衰败是因为不了解金融的作用，不了解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作用而扼腕叹息。

        当代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起来，国力大增，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然而，我们的发展是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实现的。未来该如何利用手中大量的外汇储备、如何利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规则来增强我们的国力呢？这就需要对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变化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因势利导地利用现有的国际秩序。同样，只有更深入地了解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发展的历史，才能找出规律，创建适合中国发展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以补充现有国际体系的不足。晓耕的《权力之巅》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机会。

        晓耕曾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后来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在导师张宇燕的精心指导下深入研究了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形成的政治逻辑。可以说，晓耕的这本《权力之巅》是部雅俗共赏的作品，无论是学者还是大众读者，都会在阅读晓耕娓娓道来的货币权力博弈的故事中获得极大的满足。

书籍介绍

凯恩斯说：“如果以货币为主线，重新撰写经济史，那将是相当激动人心的。” 《权力之巅》为我们所讲述的，正是数百年来大国兴衰背后惊心动魄的货币之争。

风起青萍之末，正如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历史。“真正的革命常常爆发于平静之中，以至于当事人或同代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创造历史”。

今天的中国正在书写着这样的历史。

20世纪两次金汇兑本位制度形成与演变的历史经验印证了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政治逻辑，这段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与世界权力格局演变过程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关系到国家兴衰的巨大利益的货币霸权将成为发达国家集团与新兴市场经济大国之间博弈的关键环节。正如同20世纪初的美国，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大国的代表此刻也站在了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构架面临变革的十字路口，而人民币国际化则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前提和保障。正因如此，本文通过对英镑、美元和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不同时期其国际化进程进行梳理及分析，希望对正在进行中的人民币国际化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