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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穆（1834-1904），桐城派著名学人，其日记自咸丰十年至光绪三十年，洋洋二百万字，连续性、记录性强，内容丰富，反映了清末的学术及风气，史料价值高。其日记所 记人与事，桐城、南京、上海等场域，皆与书籍有关，其一生活动也与抄书、藏书、刻书、编书、校书、印书、著书、售书等相关联。《编织的艺术——萧穆日记中的书籍与文学世 界》为“日记研究丛书”新一种，从萧穆日记文本出发，从书籍的独特视角，研究桐城派晚期的诸多变化，研究书籍在晚清社会文化中的作用，揭示书籍对于文学社群、文学观念塑造 的作用。在深度研究日记的基础上，作了示范性的探索，有助于在史料整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日记学”的建构。

引言

第一章咸同时期桐城派的“本土生长机制”

第一节桐城县境内的“家家桐城”

第二节桐城派的“手艺”

第三节桐城文人掌故与风习及文章

第四节戴名世著述的复活与桐城的精神氛围

第二章上海广方言馆与萧穆的周边世界

第一节广方言馆中的公事与私事

第二节稳定的薪水与连续谋事

第三节徽商李宗煝的赞助与萧穆的集资刊书

第四节上海的书籍世界

第五节萧穆好友赵元益与江南藏书家群体

第六节书院，萧穆的另外一个去处

第三章流动中的人物与桐城派晚期文化景观

第一节萧穆与桐城文献的保存

第二节桐城文献作为交往中的特殊文化资源

第三节上海作为桐城派文人的中转站

第四节萧穆与吴汝纶的交往

第五节萧穆对桐城派后学的关照

第四章晚清上海与桐城派的“长距离关系”

第一节上海·北京·长沙：萧穆与王先谦的两部大书

第二节上海·东京：萧穆与黎庶昌的往复论学与书籍

编刊

第三节上海·伦敦·巴黎：萧穆与薛福成不断延伸的

合作

余论

附录1萧穆同治十年八月《辛未功课目》

附录2萧穆在上海广方言馆领取薪水及借款简表

附录3萧穆赠送《徐骑省集》记录

附录4《历朝诗约选》募捐集资记录

附录5缪荃孙日记中的萧穆记载辑录

附录6《戴名世年谱》“后谱稿”中萧穆辑录戴名世文献事辑

附录7桐城文献作为交流媒介辑录

附录8萧穆所见路过上海的桐城或桐城派文人辑录

附录9萧穆为黎庶昌编刊《续古文辞类纂》事迹辑录

附录10萧穆为薛福成编刊书籍事迹辑录

引用文献目录

后记

徐雁平，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近期著作有《清代家集叙录》《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曾获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与张剑、彭国忠 等合作主编《中国近代稀 见史料丛刊》《日记研究丛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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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桐城县境内的“家家桐城”

考察一地人才蔚起，常会联系人才赖以生长的土壤，延及山水、风俗或文化积累等诸多因素。书籍作为文化积累的重要表征，对一地的人文风气有涵养之功是毫无疑问的；然如何涵养，如何作用？通常研究多关注知名藏书家和典型地区（如江南地区）之间的关系，而不入藏书名家行列的一般读书之家以及在江南以外的其他地区，书籍与文化、文学的关系如何展开，其脉络如何，往往因为文献以及研究的缺乏，不能细致再现。

桐城境内的书籍交流网络背后有人际关系网作为依托，人际关系网主要包括三方面：其一，是同宗同族关系，如萧穆交往的马瑞辰子马三俊，马三俊子马复震，方东树从弟方宗诚，方宗诚子方守彝、方涛，苏惇元子苏求庄、苏求敏等；其二，是姻亲关系，由此而串联起来的群体对桐城地方文化的发展，无论在空间层面还是时间维度上皆有决定性的影响桐城各家族知名人物联姻情况的初步梳理，可见徐雁平编著《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168—204页。；其三，是师承关系。以《桐城文学渊源考》卷八为例，主要收录师事方东树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但实际上再传弟子中，转益多师现象普遍如戴钧衡、方宗诚、苏惇元师从方东树，马起升则“师事世父马树华、戴钧衡，受古文法，继复师事方东树，又从苏惇元、文汉光问学”，文汉光“师事戴钧衡、张敏求，复师事方东树”。刘大櫆族裔刘宅俊师事方东树，方宗诚子方守彝师事郑福照。见《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第267、269页。。因为姻缘、学缘的拓展，以同宗同族的血缘关系缔结群体的方式得以改变，特别是学缘，较大地改变或丰富了桐城文人结交的方式。桐城文人多以主讲书院或作塾师为谋生职业，萧穆亦多年以授徒为业，在他的日记记录中，方宗诚也有类似经历；此外，还有其他桐城塾师的身影。教书职业的流动特征以及与读书之家接触的有利条件，促进了书籍在桐城境内的交流。

萧穆的职业与活动范围与他对待科举考试的态度相关，他的这种态度或人生选择颇有代表性，他明知举业的重要性，拜见曾国藩时，曾氏也提醒他留意；他也多次参加考试，然至少从日记所记来看，并未全力以赴，他对桐城文献及学问的兴趣和投入明显在举业之上。与萧穆的同乡挚友吴汝纶相比，因为吴汝纶考中进士，两人此后便有不同的人生道路；萧穆的道路则是辗转求人，在安庆、开封、江宁、苏州、上海谋出路，做塾师、幕僚、修方志。较为安稳的时段，每月可得十四两银子的酬金，就一位无科名的文人而言，这在咸同时期，应算是较理想的收入张仲礼对十九世纪绅士的平均收入有大致推算，若是生员作塾师，每年收入18—50两银子，有绅士身份的塾师平均每年100两银子。见张仲礼著，费成康、王寅通译《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97—101页。。萧穆的人生选择或谋生的路径，是嘉道以来底层文人群的代表，这一数量不小的文人群，因无科名，主要依靠教书、帮显达或知名学者、藏书家编书为生，如朱文藻、黄金台等就在此列相关研究，可见陈鸿森《朱文藻年谱》，《古典文献研究》第19辑下卷，凤凰出版社，2017年；徐雁平《用书籍编织世界：黄金台日记研究》，《学术研究》2015年第12期。，他们没有选择余地，逐步成为“职业读书人”；而清代社会存在的这种空间，也可能成为古代学术向近现代学术转变的铺垫。萧穆在举业之外致力乡邦文献的搜集与编刊，马其昶在《桐城耆旧传》中曾述及：

家世为农，小时父督之耕，泣而受杖，潜入塾中问字。遇名流宿学必敬礼，随所往。辄手提布帙，裹书数册。闻某所有异本，必钩致之。……益留意乡邦文献，叩以前闻轶事，其所不知，未有能知者也。马其昶著，毛伯舟点注《桐城耆旧传》，黄山书社，1990年，第445—446页。

一生好学、志向明确以及行迹记录完整，使得萧穆的人生轨迹较为连续、明晰；循此轨迹进入桐城一县之内，众多的文人学者或读书之家，得以串连呈现。经统计，在桐城八年的日记中，萧穆借阅的私人藏书有68家，这些“碎金”式的藏书散布在桐城一县各地。清代桐城，以县城为中心，有东乡、西乡、南乡、北乡之分，萧穆家在南乡（今枞阳横埠乡），离长江不远，据日记所载，他从无为土桥镇乘船回家，朝发夕至；若到县城，如同治九年闰十月日记记载，从家出发到钱家桥，经三十里至孔城镇，再行三十里到县城（30/421）；咸丰十一年他在桐城某家教馆，回家路程是先到破岗，行船二十余里至双溪（离龙眠山较近），再到镇管店，经马家山，然后到家破岗在今桐城市区南75千米，见徐成志主编《桐城派大辞典》，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74页。（29/276）。因为古今地名变迁，只能尽力据此还原萧穆的生活空间：家离县城远，出门多舟行，时经过孔城镇。桐城县城很重要，但不是全部书籍的来源地，萧穆有更广阔的天地，他经常走乡串户查访书籍。68个“藏书点”可以用咸同时地名确定者分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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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萧穆抄书、藏书、刻书、编书、校书、印书、著书、售书的学人生涯。

前言

如果不关注桐城派，可能不会太留意萧穆（1834—1904）。然而这位无科名的底层读书人，引起了钱穆的关注。钱穆先是在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将萧穆列入，到1962年写《学术与风气》一文，再次提及萧穆所在的晚清学人群体：“今再自一八二八年起，就我《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摘录其姓名，如：黄以周、李慈铭、谭献、王闿运、李文田、陆心源、吴大澂、戴望、黎庶昌、杨文会、薛福成、刘寿曾、洪钧、杨守敬、萧穆、吴汝纶等，此等人在学术上之成就及其著作，亦当归入为此一时代之业绩。”钱穆《中国学术通义》，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64—265页。萧穆所在的行列颇为可观。现在我们所见关于萧穆的生平介绍，较为直接的文献来源是陈衍、姚永朴、马其昶撰写的传记，以及吴孟复撰《文献学家萧穆年谱》这些文献作为附录收录在萧穆著《敬孚类稿》（黄山书社，1992年）“附录”中。姚永朴《萧敬孚先生传》有语云：“萧先生讳穆，字敬孚，桐城诸生。少谒曾文正公于安庆，文正语人曰：‘异日缵其邑先正遗绪者，必此人也。’先生屡应江南乡试不售。”《敬孚类稿》附录二，第559页。；萧穆的著述目录，以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卷一所录最全，然刘氏列出的十一种萧穆著述，刊出的只有《敬孚类稿》《历朝诗约选》《句容县志》三种。其中《句容县志》是萧穆参与编纂，流传有限，影响力甚微；《敬孚类稿》是萧穆病逝后，由友朋助刊行世；萧穆生前能看见的只有《历朝诗约选》，然这一大书，出自刘大櫆之手，萧穆还是以编刊者身份静立刘氏身后。

在钱穆所列举的学人名单中，萧穆应该不会仅凭二三种著述就能立足于这一行列，因而或许还有更多未知的内容或者判断影响力的方式。如钱穆文章标题“学术与风气”指明，要了解萧穆，有必要回到晚清的学术风气之中。就了解萧穆而言，不能只见其著述之迹，而要“论其世”。萧穆日记的留存萧穆日记收录在周德明、黄显功主编《上海图书馆藏稿抄本日记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29—37册。为免繁琐，本书凡是引用该日记，皆依据此影印的“丛刊”本，随文简要标注，如“37/309”表示在第37册第309页。，为把握、捕捉或者再现这种风气提供了一条“论其当世行事之迹”的路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24页。。以下就节选日记的三个片段，初步勾勒出萧穆彼时的身影。

（同治八年三月初三，在桐城光慎甫家）与慎伯坐谈一切，茶食。慎伯并出其令祖栗园先生手抄藏书目录十余册见示，殊多精本，洵为邑中第一藏书家也。尚有《龙眠丛书》残板数百块堆积堂上，余劝其刷印数部，再行查考，慎伯许之。（30/208）

（光绪二年十月初六，在上海）入城到龙门书院晤约斋及磢秋，谈话久之。到庸翁处坐谈，翁乃出前刘刻工经手《孙可之集》已刻、未刻板片见示，乃送存约斋处。后到磢秋室坐谈，并阅其所作诗文等件，并留同约斋共午食。后郭筠先侍郎见庸翁谈话，乃同往闻，久之乃去。……（夜间）乃取刻工所写《孙可之集》前后序跋校阅一过。(32/129)

（光绪十九年十月初一，在上海）上午校徐集卷二十一至二十五，其第二十四卷诸文，陆本无之。……到醉六堂托书伙金云峰代装订前抄《南山集补遗》文诗四本。……接薛叔耘星使八月十八日自英伦敦使署寄信并所作《黎莼斋文集序》一篇，外赠秋节费洋五十元，尚未到。（37/311）

萧穆自咸丰六年二十二岁开始记日记，延至光绪三十年辞世前。今存日记七十二册，缺咸丰六年至九年前四册及光绪二十八年若干册。上录第一则日记记录萧穆在桐城时事，其时他参与编修县志，利用访查文献的机会，到光慎甫家阅书数日，得见光聪谐（栗园）所抄书及《龙眠丛书》板片。这则日记可见光氏后人持守家学，又约略可见雕版印刷时代抄写书籍的风气。稍后几日，萧穆有幸看到光慎伯所出示其祖父光聪谐抄刘大櫆《历朝诗约选》十余册，以及光聪谐校勘的《望溪集》一册。处于隐晦状态的桐城第一藏书家因此逐渐浮出水面，而在桐城一邑，经由萧穆日记还可查考更多的秘本和“稀有桐城文献资源”。

第二则日记记录萧穆初入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时事。其时萧穆入上海县城，到城内龙门书院拜访刘熙载（庸翁）。他先见到沈祥龙（约斋）、袁昶（磢秋），又见到郭嵩焘（筠仙）。郭氏数日后即将从上海出发，出使欧洲。这则日记中还记录萧穆协助冯焌光刊刻《三唐人集》，其中《孙可之集》即将完工，他开始校阅刻工所写该集序的写样。

第三则日记记录了萧穆在书丛中忙碌的一天。他帮助徽商李宗煝编刊《徐骑省集》，其时正在校勘中。日记中所谓“陆本”，或是从陆心源处借到的徐氏集另一版本。重编戴名世《南山集》是萧穆的夙愿之一，他不断抄录累积，此时到书坊装订，可见戴集的搜罗已有规模。在经营这些事情的同时，他通过国际航线与远在英国的薛福成联系，并为薛氏编刊出使日记，又为在川东的黎庶昌自编文集向薛氏求序。在中国西南的黎氏与在英国的薛氏因为萧穆的张罗，建立了关联。

萧穆的日记记录性强，内容颇为丰富，在清代日记的诸多类型中，可归入以日记为著述一类或有意为日记一类。以上所选三则，萧穆所处时间、空间有异，日记中所记载的人与事亦有不同，然其中也有相同处，那就是其中皆有书籍。书籍有奇妙的黏合作用，由静态的书籍延展，可看到抄书、藏书、刻书、编书、校书、印书、著书、售书等活动融合而成的书籍社会。与书籍黏合作用相应的是萧穆的“活动”能力，他不知疲倦地与书打交道，因为书籍的特别力量地推动，他也成为在桐城、上海、川东与伦敦之间的媒介人物。在这个层面上讲，萧穆这三则日记较具典型性，倘若在日记中再找近似的配搭，寻出二三十组应是容易之事。此类现象的常见，恰恰说明这就是底层读书人萧穆的日常生活状态。

从书籍史和文学史的视角阅读内容丰富、记录常态的萧穆日记，不能只看到书和人物，还要看到那些琳琅满目的掌故，以及那些处于流动关系、交流网络和发展过程中的个人与书事就这一研究方向而言，这次萧穆日记的研究延续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收入程章灿主编《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的研究路径；然也有“书籍史＋”型研究的新尝试，此即“通过问题的关联、研究方法的融合来激发更多问题，贡献更多的方法与理论”，以文学史研究促使书籍史研究更加深入发展。。阅读，或者进入萧穆的书籍世界，就是要在大量的碎片记录中寻找“事情”并阐发其“意义脉络”。文学史的建构，向来是揭示和遮蔽同时发生，在这一框架中引入书籍的生产和流动，可以稍稍松动文学史建构中的策略性和规制，形成更多的缝罅，进而思考书籍史与文学史的构架本身并不自足，需要在多种记载中互补、互释、互照，进而催生新的可能。更进一步，在萧穆日记的范围内，暂不将书籍史视为一种学科或学问，而是一种跨学科、融合多种主题的研究方法。借此方法，在宏观方面，能重审书籍在社会文化中的作用；对于具体面向的文学流派研究而言，能揭示书籍对于文学社群、文学观念的塑造。

目前较常见的桐城派晚期作家日记中，吴汝纶的日记已摘选类编；姚永概《慎宜轩日记》记录内容较为简要，且记录者的落脚点时常变动；相较而言，萧穆日记能连续和有意识地集中笔墨记录他在桐城和上海的所见所闻。选择以上三则日记也是有意指示萧穆一生两个主要生活的场景，一是故乡桐城，二是长住之地上海。研究桐城派，当然要重视作为它赖以生长的本土，而陌生、新潮的上海在晚清变动时代进入萧穆的世界，或者说成为萧穆后半生的依托，为考察桐城派提供了一个跳出桐城看桐城派的观察点。这个观察点不仅是地域空间上的位置，也是时代或文化中的立足点，那就是将桐城派诸多人、书牵引进入新的文化环境。在时代的洪流中，上海成为一种融合多种权力、知识、空间的“试验装置”，借此“装置”，以萧穆日常生活为研究对象，可考察桐城派晚期的诸多变化；而这些变化，在桐城本土不易看到。桐城派在桐城和上海，因为有萧穆的长住和往返，在“落差”和“间隔”之中又保持联系，从而获得更多比照观看其发展的机会。

萧穆现存稿本日记及其繁富的读书杂抄，为研究萧穆及其所处时代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我们当然先要充分开掘萧穆日记的史料价值；其次要考察这些史料赖以产生的背景与关系框架；最后要落实到以书籍为中心的考察探索，那就是如何选择、编织相关记载，形成新的观看角度，寻求晚清文学流派的繁富性质和内部衍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