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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通过什么手段空前集权？燕王朱棣又是怎么把自己的侄子赶下皇位的？倭寇、白银、西学，晚明面临着怎样的大变局？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成功了吗？四百多年也发生过一次朝鲜战争，结局到底如何？先安内，还是先攘外，明代的选择如何给后人以借鉴？文人从政，难道必然导致悲剧？……明史权威、复旦大学樊树志教授紧扣明代历史发展十二大关节，讲述来龙去脉，还原历史现场，为我们描画出明代的全景样貌。

引  言 

讲 太祖高皇帝与胡蓝党案

一 “士大夫朝簪绂而暮累囚”

二 皇权与相权的矛盾：胡惟庸党案

三 李善长的灭门之祸

四 皇权与将权的矛盾：蓝玉党案

五 太祖高皇帝的“免死铁券”

第二讲 建文帝“削藩”与燕王“靖难”

一 “封建的第四次反动”

二 封建的祸患：燕王靖难之变

三 建文帝下落之谜

四 “诛十族”与“瓜蔓抄”

第三讲 海禁·朝贡·走私·倭寇

一 海禁政策与朝贡体系

二 日本的朝贡关系与宁波争贡事件

三 “嘉靖大倭寇”的真相

四 所谓“倭寇王”王直

第四讲 晚明中国的“全球化”贸易

一 葡萄牙与澳门贸易的黄金时代

二 尼古拉·一官与“海上马车夫”

三 西班牙与“马尼拉大帆船”

四 贸易顺差与巨额白银流入中国

第五讲 名士风流，群星灿烂

一 “卑视一世”的李梦阳

二 康海的名士风度

三 唐寅、祝允明与文徵明

四 徐渭的幕僚生涯

五 陈献章与王守仁

六 王门后学：王畿、王艮与李贽

第六讲 张居正与万历新政

一 转折年代的铁腕人物：徐阶、高拱与张居正

二 张居正与万历新政

三 “不加赋而上用足”：财政经济改革

四 “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第七讲 耶稣会士与西学东渐

一 耶稣会士的东来：利玛窦的前辈

二 利玛窦神父的“本土化”传教活动

三 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

四 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

第八讲 1590年代的朝鲜战争

一 丰臣秀吉的“大东亚构想”与朝鲜战争的爆发

二 明神宗的决策：东征御倭援朝

三 关于“封贡”之议

四 战端再起和它的戏剧性结局

第九讲 东林书院：质疑旧说追究真相

一 “虚和闲止，不关世事”：东林书院的实态分析

二 顾宪成与李三才：东林书院如何成为“东林党”

三 东林非党论

第十讲 魏忠贤阉党专政

一 市井无赖如何登上权力？

二 阉党的“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

三 “六君子之狱”与“七君子之狱”

四 魏忠贤个人崇拜运动

五 朱由检：“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

第十一讲 安内与攘外的两难选择

一 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

二 杨嗣昌：“必先安内方可攘外”

三 “灭寇雪耻”成泡影

四 陈新甲：秘密议和的替罪羊

五 王朝的末路：出征、南迁、勤王

第十二讲“每于败局算残棋”：钱谦益的悲剧

一 从吴晗的《“社会贤达”钱牧斋》谈起

二 党争延续与钱谦益“革职听勘”

三 “丁丑之狱”与温体仁的垮台

四 钱谦益与马士英、阮大铖

后  记

樊树志，复旦大学教授。代表著作有：《重写晚明史：王朝的末路》（2019）、《重写晚明史：内忧与外患》（2019）、《重写晚明史：新政与盛世》（2018）、《重写晚明史：朝廷与党争》（2018）、《晚明大变局》（2015）、《明代文人的命运》（2013）、《明史讲稿》（2012）、《张居正与万历皇帝》（2008）、《大明王朝的后十七年》（2007）、《国史十六讲》（2006）、《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2005）、《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2004）、《晚明史（1573—1644年）》（2003）、《国史概要》（1998）、《崇祯传》（1997）、《万历传》（1993，2020）、《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等。其中，《晚明史（1573－1644年）》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晚明大变局》入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新华网等二十余家媒体2015年度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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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三年（1370）四月，朱元璋把太子以外的十个儿子封建为藩王

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长子标为皇太子

嘉靖四十四年，严世藩及其党羽罗龙文被处死刑，御史查抄罗龙文家产，查获胡宗宪写给罗龙文的密信，内容是他遭到弹劾时，竟然忘乎所以地自己草拟“圣旨”，请罗龙文转交严世藩，作为内阁“票拟”发出。

（祝允明）他右手“枝指”（有六个手指），所以自号“枝山”，又号“枝指生”。

《蒹葭堂稿》，明陆楫编撰。此书最为精彩的地方是，陆楫反驳政府当局“禁奢”主张，议论风生，精彩之极：“论治者数欲禁奢，以为财节则民可与富也……吾未见奢侈之足以贫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论天下之势则不然。治天下者将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予每博观天下之势，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也。何者？势使然也。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甚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要之，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奢俭之风起于俗之贫富，虽圣王复起，欲禁吴越之奢，难矣……且以吾海邑（按：指上海县）言之：吾邑僻处海滨，四方之舟车一经其地，谚号为‘小苏杭’，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甚奢，其民颇易为生尔。然则吴越之易为生者，其大要在俗奢，市易之利则特因而济之耳……”这种颇为先进的论调，犹如空谷足音，振聋发聩。

宋太祖鉴于唐朝宰相权力太大，极力分割它的权力。一是在三省首长以外，增设“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参知政事”为副宰相，分散其权力；二是以枢密院（首长为枢密使）分割宰相的军权，使得宰相与枢密使文武分立，宰相的政事堂与枢密使的枢密院并称为“二府”；三是分割宰相的财权，财权由“三司”（盐铁、度支、户部）掌握，因而三司号称“计相”（主管财政的宰相）。如此一来，宰相权力比先前大为缩小，没有了军权、财权，形成政事堂主管政治，枢密院主管军事，三司主管财政的局面，三权分立，各不相知，一切都要通过皇帝。很显然，其结果是皇权扩大、相权缩小。然而这一制度变革是和缓平静进行的。

编辑推荐

◎樊树志教授精心择选明史的十二个重要面向，既包括朱元璋屠戮功臣、燕王朱棣“靖难”、张居正万历新政、“万历三大征”之朝鲜战争这样戏剧性很强、具有鲜明明朝标识的事件，也有海禁与倭寇、晚明与“全球化贸易”、西学东渐、安内攘外两难抉择这些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大变局事件，可以说，几乎囊括了明史所有主要方面，让你一册在手，遍览明朝。

◎作者积几十年研究功力与讲授经验结撰成的这部《明史十二讲》，以基本史实和常识为底，以权威观点和*成果引领，对各种复杂事件均能抽丝剥茧，细论其关键所在，字里行间又处处融渗着作者对历史及当事人“同情之了解”，共同呈现出一幕幕有血有肉的“历史活剧”，令读者仿佛置身现场，不忍释卷。

书摘插图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从日本传来丰臣秀吉于七月九日死去的消息，日军士气顿时低落，阵脚大乱。

据说，丰臣秀吉的死讯是严格保密的，五大老、五奉行向在朝鲜的大名们发去撤退的指令。但是，必须向明朝提出撤退的名分，作为掩饰的幌子，譬如以朝鲜王子作为人质，朝鲜每年向日本缴纳各种租税。

明朝和朝鲜似乎隐约刺探到了丰臣秀吉的死讯，对日本的“名分”不予理会，乘机追击撤退的日军。指挥追击的水军将领李舜臣，阻断了小西行长所部的退路。釜山和蔚山的日军撤退之后，小西行长和岛津义弘的部队成了殿后。邢玠抓住战机，派总兵刘铤、董一元、麻贵分兵三路出击。日军各部无心恋战，纷纷渡海东归。战火终于熄灭。

然而，在当时人看来，这场战争胜之不武，许重熙《嘉靖以来注略》反映得比较集中，一则曰：

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倭将各统兵归国。时平秀吉已于七月九日死，诸酋久有归志。邢玠敛军中数万金贿诸酋，随之渡海，求秀吉之子永结和好，诸酋欣然扬帆，同日南去。经理万世德自六月受命（引者按：代替杨镐），迁延不敢前，比闻倭退，兼程驰至王京，会同邢玠奏捷，遣三百人分送三酋渡海，而三酋亦遣百人送（邢）玠渡鸭绿江。

再则曰：随邢玠、杨镐东征的赞画丁应泰，上疏谴责邢玠等，“假官赉贿，随倭渡海，并无战功，伪奏肤功”。言官徐观澜也弹劾内阁首辅沈一贯、兵部尚书萧大亨、总督邢玠、经略万世德为“四凶”，“党和卖国”。并且揭露：“师中积蠹，阃外虚文，弊端种种。”沈一贯利用职权，以“回籍调理”的名义，把徐观澜罢官。随即吏科给事中陈继春弹劾丁应泰“神奸党祸卖国”。

邢玠奏称监军御史陈效为丁应泰所逼，身死异域。当初，陈效曾发誓：倘若包庇同年杨镐，则不生还。待到丁应泰弹劾奏疏一出，他就说：“吾为群丑所误，官何足论，奈不讳于名简何！”到了南京，会见万世德，“与万世德对坐，举茶遽仆，顷刻死”。一时间是非莫辨。

万历二十七年（1599）三月，皇帝朱翊钧命令征倭总兵麻贵、陈璘、董一元班师回朝；任命李承训提督水陆官军，以“防海御倭总兵官”名义驻扎朝鲜；周于德移镇山东，出任“备倭总兵官”。四月十五日，皇帝破例来到午门城楼，接受朝贺，把平秀正等六十一名俘虏当场正法。闰四月初八，皇帝向全国发布诏书，说明此次东征的缘由：

属者东夷小丑平秀吉，猥以下隶，敢发难端……（朝鲜）君臣逋亡，人民离散，驰章告急，请兵往援。朕念朝鲜称臣世顺，适遭困厄，岂宜坐视！若使弱者不扶，谁其怀德；强者逃罚，谁其畏威！况东方乃肩背之藩，则此贼亦门庭之寇，遏阻定乱，在予一人。于是少命偏师，第加薄伐……于戏，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

天朝大国居高临下的口气，“少命偏师，第加薄伐”的得意，溢于言表。倘如董其昌所说，“倭以平秀吉之死，因而惰归，非战之功也”，再来看这道诏书的措辞，未免有些滑稽。

如果丰臣秀吉不死，这场战争或许还会进行下去。

该书的“外史氏曰”写得更加意味深长：　

今称倭强大与虏敌，然倭以海为穴，弃险争衡上国，于势不顺，而智多出于蚕食，往啮朝鲜。中朝经略数岁，讫不得要领……

反映了晚明人士对此次战争的看法，既说“倭小丑何能为”，又说“费金钱数百万，竟收功一死关白”，看似自相矛盾，恰是现实的写照。在天朝大国眼里，蕞尔小邦小丑跳梁，何足挂齿！一旦短兵相接，才知道对手厉害——“经略数岁，讫不得要领”。

但是，在班师回朝之后的庆贺声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论功行赏的圆满结局：邢玠晋升为太子太保，荫一子锦衣卫世袭；万世德晋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荫一子入国子监；麻贵晋升为右都督；杨镐以原官叙用，等等。对此，《明史纪事本末》的编者谷应泰不无讥刺地议论道：

沈惟敬以市井而衔皇命，李宗城以淫贪而充正使，以至风月候节之绐，壶觞好会之诈，邢玠飞捷之书，杨镐冒功之举，罔上行私，损威失重。煌煌天朝举动如此，毋怪荒裔之不宾也。向非关白贯恶病亡，诸倭扬帆解散，则七年之间，丧师十余万，糜金数千镒，善后之策茫无津涯，律之国宪，其何以辞！而乃贪天之功，幸邀爵赏，衣绯横玉，任子赠官，不亦恧乎！

显然，谷应泰的批评不仅针对邢玠、杨镐的“罔上行私”，而且对于“煌煌天朝举动如此”，也有所微词。谷应泰虽然生于明末，但是编此书时已是清朝初年，因此无所顾忌地把这一切归咎于神宗皇帝：“用兵之初，神宗气自甚锐，锐则期其速济，故不欲核其真；用兵之久，神宗忧自甚深，深则幸其成功，故不欲明其伪。卒之忠言者落职，欺君者冒功，而所遭逢异矣！”

乾隆时刊行的《明史》，没有谷应泰那么锋芒毕露，在《日本传》中的议论却很有独到眼光：

秀吉死，诸倭扬帆尽归，朝鲜患亦平。然自关白（秀吉）侵东国，前后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朝鲜迄无胜算。至关白死，兵祸始休，诸倭亦皆退守岛巢，东南稍有安枕之日矣。秀吉凡再传而亡。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

看来，清初以降，人们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观点依然不变——“糜饷数百万，中朝与朝鲜迄无胜算。至关白死，兵祸始休”。在民间百姓中，留下了既憎恶又恐惧的阴影——“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

如今来评价这场战争，实在是一言难尽。

前言

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史，不独中国人热爱，世界各国人民也都艳羡不已，赞颂不绝。几个世纪以来，外国的汉学研究从不间断，汉学家名人辈出，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历史，硕果累累。每个朝代的历史，对他们都有无可比拟的吸引力。确实，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都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都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

比如威名显赫的唐朝。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的《剑桥插图中国史》把它定位为“充满活力的世界性帝国”；谢弗（Edward H. Schafer）的《唐代的外来文明》称颂那个时代是“唐朝统治的万花筒般的三个世纪”。这个世界性帝国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概，对自身充满信心，愿意接受外来的新鲜事物，丰富自己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这就是盛唐气象。

再比如宋朝，在旧史家笔下，常常遭受非议——“积贫积弱”，在与骑马民族契丹、女真、蒙古的较量中，始终处于下风。历史是立体的、多侧面的，假如换一个视角，观点就完全不同了。墨菲（Rhoads Murphey）的《亚洲史》对宋朝高度评价：“这是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的时期”，是“中国的黄金时代”。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到宋朝，已呈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在此之前，王国维就说过，宋朝的科学与文化，是之前的汉唐，之后的元明望尘莫及的。陈寅恪也说，中华民族的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演进，到宋朝登峰造极。我们真的应该对宋朝刮目相看了。

那么明朝又如何呢？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把它放到全球史的框架中考察，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它也有唐宋所不及之处。

15世纪末、16世纪初，号称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航海家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以及通向东方的新航路，继而又实现了环球航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大航海时代。

其实15世纪初的郑和下西洋早已领先一步。

明朝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郑和率领27800多人，分乘208艘木制帆船，从太仓刘家港出发，开始了持续二十八年的下西洋壮举，到达亚洲非洲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航线之长，持续时间之久，在当时世界上无人可以与之比肩。郑和的次远航，比哥伦布首航美洲早八十七年，比达·伽马开辟东方新航路早九十三年，比麦哲伦环球航行早一百一十六年。因此，把郑和下西洋称为大航海时代的序幕，是当之无愧的。无怪乎西方学者对郑和下西洋表达了的敬意，李露晔（Louise Levathes）关于郑和的专著，题为《当中国称霸海上》；孟席斯（Gavin Menzies）关于郑和的专著，题为《1421：　中国发现世界》。

大航海时代值得炫耀的成就，就是开启了波全球化贸易。中国先是被动卷入，继而转化为主动出击。澳门进入了黄金时代，一跃而为葡萄牙与印度、中国、日本贸易的枢纽港口，几条国际贸易航线把中国商品运向世界各地。尤其是澳门—马六甲—果阿（印度）—里斯本（葡萄牙）航线，使得中国商品直通欧洲，超越了以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更引人注目的是，福建月港对外开放以后，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太平洋丝绸之路。中国商品由月港出发，运抵马尼拉，搭乘马尼拉大帆船，横渡太平洋，抵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然后转销美洲各地。这是以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无法达到的境界。

于是乎，优质的生丝、绸缎、棉布、瓷器等中国商品运销全球，换回的是数量惊人的白银货币，西方学者称之为“丝银对流”，创造了一个世纪的奇迹：　约占全球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白银货币，通过贸易渠道，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名著《白银资本：　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指出：“‘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可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在他看来，当时世界的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在中国。

随着商船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在传布天主教教义的同时，带来了欧洲先进的科学文化，培养了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开启了一个新的启蒙时代，思想解放的潮流席卷中华大地。

这就是晚明大变局。中国开始从经济、文化、科技、宗教各个方面，融入世界。

这样的明朝是不是很值得一看呢？

那么，就让我们来细细打量这段历史吧！

书籍介绍

明太祖朱元璋通过什么手段空前集权？燕王朱棣又是怎么把自己的侄子赶下皇位的？倭寇、白银、西学，晚明面临着怎样的大变局？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成功了吗？四百多年也发生过一次朝鲜战争，结局到底如何？先安内，还是先攘外，明代的选择如何给后人以借鉴？文人从政，难道必然导致悲剧？……明史权威、复旦大学樊树志教授紧扣明代历史发展十二大关节，讲述来龙去脉，还原历史现场，为我们描画出明代的全景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