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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评论家雷格尔每隔一天就要到艺术史博物馆，坐在丁托列托的同一幅画像前，三十多年来从不间断，直到某一天他妻子离世。时隔半年之后，他又一次出现在那幅画像前，并邀请老朋友阿茨巴赫尔第二天去博物馆与他会面。通过阿茨巴赫尔的眼睛，我们得以了解雷格尔：他妻子的死，他关于自杀的想法，他对大师们的评论，以及最后，此次会面的目的。既充满悲观又兴高采烈，既憎恶有加又十分滑稽，《历代大师》是一部有关文化、天才、国家、阶层、艺术价值和人类自命不凡的讽刺性喜剧。

历代大师

历代大师遭遇绝望中的精神人——代译后记

　　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Bernhard，1931-1989），奥地利著名小说家、剧作家，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德语作家之一，也是“二战”之后德语文坛风格最独特、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对他有很多称谓：“阿尔卑斯山的贝克特”“敌视人类的作家”“以批判奥地利为职业的作家”“灾难与死亡作家”“夸张艺术家”“故事破坏者”等。作品已被译为45种语言。

　　特立独行的伯恩哈德，以批判的方式关注人生（生存和生存危机）和社会现实（人道与社会变革）。文字极富音乐性，以犀利的夸张、重复和幽默，将人类境遇中种种愚钝与疾病，痛苦与冷漠，习惯与禁忌推向*，向纷乱昏暗的世界投掷出一支支光与热的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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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前后的参观者越来越多，多半是团组，最近来自东欧国家的特别多，连着好几天我看到来自格鲁吉亚的团组，由会俄语的解说员在展厅里轰赶着，说“轰赶着”用词很恰当，这些团组不是在博物馆里走，而是跑，是在匆忙赶路，他们实质上对参观完全没有兴趣，他们到维也纳这里一路上过多地参观游览已经让他们的感官和头脑十分疲劳。上一周我曾对一位来自第比利斯的男子进行观察，他离开他所在的高加索参观团，来自高加索的团组不只一个，他想单独参观，原来他是一位画家，他向我询问庚斯博罗，我高兴地告诉他庚斯博罗的画在什么地方。最后当他又到我面前打听万德饭店时，他所在的那个参观团已离开了博物馆，这个参观团住在万德饭店。他说他在“萨福克风光”这幅画前待了有半个钟点，完全把他的参观团忘在脑后了，他是第一次到中欧旅行，第一次看到一幅庚斯博罗的原作。转身离开博物馆前他说，这个庚斯博罗是他这次旅行的高潮。他的德语讲得不错，很难得。我本想帮助他去找万德饭店，他拒绝了。一个年轻的大约三十岁的画家，与一个旅游团一起从第比利斯到维也纳旅游，仔细观看“萨福克风光”，说观看庚斯博罗这幅画是他旅行的高潮。

　　这件事让我在这天的整个下午以及晚上都在思考。这个人在第比利斯怎样作画呢？我长时间的在问自己，最后因这个想法不无荒唐也就作罢了。最近来参观艺术史博物馆的外国人，意大利人比法国人多，英国人比美国人多。意大利人天生富有艺术鉴赏能力，他们仿佛生来就是行家里手。法国人在艺术史博物馆里毋宁说感到无聊，而英国人的样子仿佛他们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俄国人对所看到的一切赞叹有加。波兰人看一切都带有傲慢的神情。德国人在艺术史博物馆展厅里的整个时间都在读展品目录，几乎不看墙上挂着的原作，他们走在博物馆里按着目录册的指引，越来越卑躬屈膝地爬行在目录册中，直到进入目录册的最后一页，就是说直到他们人已离开博物馆到了外边。奥地利人，尤其是维也纳人，他们只有少数人来艺术史博物馆，不算那成千个学校班级，他们每年按规定必须来艺术史博物馆参观。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这种参观对学生的影响是毁灭性的，这些老师用他们那狭隘的教训，扼杀着学生在参观艺术史博物馆时心中对绘画及其作者所产生的任何柔情和敏感。这些老师一般来说麻木、迟钝，会很快把托付给他们的学生心中对绘画艺术的感觉毁掉，不仅如此，他们带领的学生最终都将成为无辜的牺牲品，他们头脑迟钝，讲解肤浅乏味，在他们带领下来博物馆参观，很可能将会成为每个学生最后一次参观博物馆。跟他们的老师到艺术史博物馆参观一次，这些学生一辈子再也不会到这里来了。所有这些年轻人的这次参观，同时也是他们最后的一次。

　　这些老师们在参观当中把托付给他们的学生对艺术的兴趣永远地毁灭了，这就是事实。老师毁学生，这是事实，是几百年来的事实，而奥地利老师尤其如此，他们从一开始就毁掉学生的艺术趣味。所有的年轻人起初都对一切敞开心扉，对艺术也是如此，但是老师们把艺术从他们的心里彻底地驱赶掉。奥地利老师大多数都头脑迟钝，直至今天仍在肆无忌惮地反对学生对艺术和艺术活动的渴望，每个年轻人从一开始就自然地对艺术感到欢欣和着迷，老师们则目光狭隘，本能地去反对学生对艺术的欢欣和着迷，他们把艺术和艺术活动庸俗化，降低到他们自己那一知半解的认识水平上，在学校中他们把艺术以及艺术活动，总的来说变成他们组织的那些吹笛子及合唱的活动，学生们能对其产生兴趣吗。因此，从一开始老师们就把他们的学生通向艺术之路给封锁了。老师不知道什么是艺术，他们也就不能向学生讲解和传授什么是艺术，他们不是引导学生到艺术那里去，而是把学生从艺术那里推开，让学生进入他们那种令人厌恶的、多愁善感的声乐和器乐的工艺中去，怎能不让学生烦恼。没有比教师的艺术趣味更低俗的了。老师还在小学时就把学生的艺术趣味给毁坏了，一开始就把艺术从学生那里驱赶出去，而不是启迪学生，告诉他们什么是艺术，尤其是什么是音乐，使其成为他们生活的乐趣。

　　说到艺术，老师们不仅仅是阻碍者和毁灭者，总的来说老师总是生活和生存的阻碍者，他们不去教会年轻人怎样生活，在这方面给他们以启蒙和启发，让生活确实成为他们完善自我的、取之不尽的财富，而是消灭他们的生活，不遗余力地去这样做。我们的大多数教师是些可怜的人，似乎他们活在这个世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阻碍大多数年轻人的正常生活，使他们对生活消沉和沮丧。挤进教师这个职业中来的只是中产阶级下层那些感情用事的、变态的、思想狭隘的人。教师是国家的帮手，既然今天奥地利不管精神上还是道德上都是一个完全残疾的国家，一个让人从中明确看到什么是野蛮、堕落和全面混乱的国家，那么教师在精神上抑或是道德上自然也是残疾的、野蛮的和混乱的。这个天主教的国家没有艺术头脑，这个国家的教师也没有或者不必有艺术头脑，这是让人沮丧的。这些教师教授什么是天主教国家，教授这个天主教国家让他们教授的内容：狭隘、残暴、卑劣、阴险、堕落和混乱。学生期待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只能是关于天主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权力的谎言，我边想边观察雷格尔，同时目光通过丁托列托的“白胡子男人”又回到我的童年时代。我自己在学校里就遇到过这样可怕的、无所顾忌的教师，先是乡村教师，后来是城里的教师，总是乡村教师和城里教师交替着，我想，所有这些教师把我也给毁了，并且提前了几十年毁坏了我的成年，他们教给我和我这一代人的也不是别的，是不堪入目的这个国家，以及被其毁坏了的一切，他们教给我的也不是别的，是这个令人作呕的国家以及打上其烙印的世界。他们给予我和今天的年轻人的不是别的，是他们的无知、无能，他们的迟钝和浅薄。我想，我的老师给予我的也只是他们的无能。他们除了杂乱无章没有教给我们别的。他们也肆无忌惮地把我身上潜在的一切给毁掉了，影响到我后来几十年的前程，本来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之我多方面的才智，对我的发展应该是很有利的。我自己遇上了这些可怖的、狭隘的和堕落的教师，他们对人和人世的理解极其卑劣，是由国家钦定的最卑劣的观点，即为国家的利益无论如何要永远压制年轻人的本性并最终将其扼杀。我也遇到了这样一些老师，他们硬让我们学那种有悖常态的笛子和吉他演奏，他们强迫我死记硬背席勒的一首单调的、长达十六节的诗篇，我总认为这是一种对我最厉害的惩罚。我也曾有过这样的老师，将私下里对人的蔑视作为手段对付那些无力反抗的学生，他们这些国家的帮凶，动辄慷慨激昂伸出食指严厉斥责。我也有过这样一些弱智的国家中介人，一周里几次用硬木棍把我的手指打肿，揪住我的耳朵往起拽，以至于我暗地里哭得死去活来不能自制。今天老师们不再揪耳朵，也不再用硬木棍击打学生手指，但是他们的愚蠢与以前并无两样，我想，每逢我看见老师们带领着他们的学生在博物馆这里，在所谓历代大师旁边走过，我看到的与以前的景象一模一样，跟我曾有过的老师完全相同，同样是那样的将我一生都破坏了、都毁掉了的老师。“必须是这样，就是这样”，老师说，不容许有半点异议，因为这个天主教国家不容忍、不允许学生有任何见解，更不要说有自己的见解了。就像往鹅嘴里填玉米豆一样，往学生脑子里填国家垃圾，而且不断地填塞，直至将他们窒息。

　　国家认为，儿童是国家的儿童，于是也就与此相应地行动，几百年来施展其毁灭性的影响，事实上是国家在生孩子，只有国家孩子才被生到这个世上来，这是事实。没有自由的孩子，只有国家的孩子，对国家孩子国家可以为所欲为，国家生育出这些孩子，孩子是从国家肚子里生出来，这是事实。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国家孩子从国家的肚子里出来，这是事实。国家孩子从国家肚子里来到世界上，去上国家的学校，由国家老师教他们学习。国家给国家生孩子，这是事实，国家把他的孩子生育到国家中去，不再让他们出来。我们不管往哪儿看，到处都是国家孩子、国家学生、国家工人、国家雇员、国家老人、国家死人，这是事实。国家只生育和培养国家人，这是事实。不再存在自然人，只有国家人，不管什么地方，如果还有自然人存在，他就会受到迫害，就会被追击，就会死去，或者被打造成国家人。我的童年，我想，是美好的，同时也是残酷的、令人不寒而栗的童年，在我的童年里，在外祖父母那里我可以是个自然人，而在学校里我则必须是国家人，在家里与祖父母在一起我是自然的人，在学校里我是国家的人，我半天是自然人，半天是国家人，也就是说在下午的半天我是自然人，因此很幸福，上午的半天我是国家人，因此是个不幸的人。下午我是个幸福的人，可是上午我则是个难以设想的不幸的人。我想，数年里，我就是这样，下午我是最幸福的人，上午是最不幸的人。在外祖父母家我是一个自然的、幸福的人，在山下小城那边的学校里我是一个不自然的、不幸的人。我到小城那边去，就是走向不幸（作为国家人的不幸！），到山上外祖父母家，我就走进了幸福。到山上外祖父母这里，就到了自然里，到了幸福里，到下边走进小城的学校，就走进了非自然，走进了不幸。早晨我径自走进不幸，在中午，或刚过中午又回到幸福中来。学校是国家学校，年轻人在这里被塑造成国家人，也可以说塑造成国家的帮凶。我走进学校即走进国家，由于国家毁灭人，我就等于走进了毁灭人的学校。许多年我就是这样，从幸福（在外祖父母家！）走进不幸（在国家学校！），然后又回来；从自然走进非自然然后又回来，我的整个童年就是这样的走进走出。在童年的这样走进走出中我长大了。但是在这场残酷的游戏中得胜的不是自然，而是非自然、学校和国家，不是外祖父母家。国家强迫我，与对待所有其他人一样，进入国家中，将我驯服，把我塑造成应该像所有其他人一样的国家人，一个被规矩、被约束、被训练、被扭曲、被登记在册的沮丧的人。我们看到的人都是国家人，正确地说是国家仆人，我们看见的不是自然的人，而是彻底地变成了作为国家仆人的、非自然的国家人，整个一生都在为国家服务，也就是为非自然服务。我们所看到的人，都是作为非自然的、为迟钝和冷漠的国家所掌控的国家人，我们所看见的人，都是交付给国家的、为国家服务的人，成为国家的牺牲品。我们所看到的人都是国家的牺牲品，我们所见到的人类，就是国家的饲料，用以饲养日益贪婪的国家。我想，人类只不过是国家人类，自有国家以来的几百年里，他们失去了自我。我想，人类在今天已经不是人类，而是国家。我想，今天，人只是国家人，也就是说他今天只不过是被消灭了的人，国家人是惟一的可能成为人的人。我想，自然的人根本不可能存在了。每逢我们看到大城市里聚集的几百万国家人，我们会感到不舒服，因为我们看到国家，也是如此的感觉。每天当我们醒来我们都会因这个国家而不舒服，走到大街上会因看到无处不在的国家人而感不适。

　　人类是一个巨大的国家，说实话每天早晨睁开眼睛都感到难受。与所有的人一样，我生活在一个我每天醒来看到它都感到不舒服的国家里。我们的老师教我们知道国家，教我们知道国家里的让人害怕与恐惧的一切，国家里的一切虚伪和谎言，只是不教给我们知道，国家就是这些让人害怕与恐惧的一切，就是虚伪和谎言。几百年来，教师就把他们的学生送进国家的铁钳之中，数年或者数十年对其折磨与挤压，他们受国家委托带着他们的学生参观博物馆，以他们那迟钝和麻木败坏学生对艺术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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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您失去了最亲近的人，那么一切对您来说无不空虚，您可以随意往哪儿看，一切都是空虚，您到处望啊望啊，看见的一切皆为空虚，而且是永远的空虚。您于是认识到，不是这些伟大人物，不是这些历代大师让您几十年维持生命，而是惟一的、您最爱的人。

他说，施蒂夫特确实让我一再想起海德格尔，这位可笑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穿灯笼裤的小市民。如果说施蒂夫特将高雅的文学变成煽情工具，那么海德格尔，黑森林山区哲学家海德格尔，则把哲学当成了廉价煽情的工具，海德格尔和施蒂夫特各按自己的方式将哲学和文学当成了廉价煽情的工具。海德格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一代人以及战后那一代人追随的对象，为了研究探讨他，他们写了大量的思想狭隘、令人生厌的博士论文，在他还在世时，我就总是看到他在黑森林山区家里的长椅上坐着，旁边是他的妻子，过分热衷于织毛活的她，用她亲自从海德格尔绵羊身上剪下来的羊毛不停地为丈夫织冬天穿的长腰袜。我所能看到的海德格尔，总是坐在他在黑森林家中的长椅上，在他妻子的身旁，妻子在与海德格尔共同生活中完全控制了他，所有他穿的袜子都是妻子给织的，所有他戴的毛线帽子都是妻子给钩的，她给丈夫烤面包，织他用的床上用品，甚至于给丈夫亲手做家里穿的拖鞋。海德格尔是一个矫情的人，雷格尔说，跟施蒂夫特一样，但远比施蒂夫特更可笑。海德格尔总是很滑稽，具有和施蒂夫特一样的小市民习性，同样可怕的狂妄，海德格尔是阿尔卑斯山前的弱智者，我想，与德国的大杂烩哲学一拍即合。他们从未对任何一个哲学家像对海德格尔那样，几十年如饥似渴地吃他喝他，用他来填满那德国的语言文学家和哲学家的肚子。雷格尔说，海德格尔的相貌一般，没有一张显示睿智的面孔，地地道道一个没有思想的人，不懂得什么是幻想，没有敏锐的感受力，是纯粹的德国哲学的反刍动物，一头不断怀孕的哲学母牛，被放牧在德国的哲学里，然后几十年里在黑森林排泄出一摊一摊具有诱惑性的俏货。海德格尔是所谓的哲学上的骗婚者，雷格尔说，能够成功地使整个一代的德国的人文学者晕头转向找不到北。海德格尔是德国哲学史上一段令人反感的插曲，雷格尔昨天说，所有的德国科学界人士都曾参与或正在参与这段插曲。今天人们仍然没有看清海德格尔的真面目，虽然他消瘦了...

我还从来没有读完一本书，我读书的方式是天赋很高的那种翻阅者的读书方式，这样一个人宁可翻阅而不是阅读，在读一页之前他可能已经翻阅了几十或几百页了；这惟一的一页他读得比任何人都彻底，会令人难以设想地投入。我与其说是阅读者不如说是个翻阅者，我给您讲，我像喜欢阅读一样喜欢翻阅，在我一生中翻阅的次数比阅读要多出百万倍，说到读书的乐趣，地地道道的精神上的乐趣，翻阅给予我的至少总是像阅读一样多。雷格尔说，我们拿来一本比方说四百页的书，总的来说我们只精读其中的三页，而一个普通阅读者则从头到尾把书里的一切都读了，但没有一页是精读的，是彻底读的，相比之下，我们的方式当然是更好了。一本书我们高度集中地读它十二页，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完全把它吃透，要比像普通读者那样阅读书的全部更好，这样阅读到头来对他所读的书的了解，就如同乘飞机旅行的人对他飞越过去的风景的了解，都是所知甚少。他甚至于连大概的轮廓也没有获得。今天人们都是这样飞快地去阅读一切，他们阅读全部，但却一无所知。我走进一本书，就在它上面安顿下来，倾注全部精力，您要想到，比方说用来阅读一部哲学著作的一页或者两页，仿佛我进入一个风景区、一处大自然、一个国家，或者也可以说世界的一个很小的局部，全力以赴地，而不是只拿出部分力量、半心半意地，深入到这世界的很小局部当中去，去研究它，竭尽全力将它研究透彻了，然后就可以举一反三达到推断认识全部的目的。他说，阅读全部的人，什么也读不懂。不必非读全部歌德、全部康德，也不必去读全部叔本华；阅读几页“维特”、几页“亲和力”就行了，最后我们对这些书的了解要比从头到尾的全部阅读多得多，后者肯定使阅读变得索然寡味。我们这种阅读方式体现了严格的自我限制，做到这一点需要很大的勇气和罕见的精神力量，我们自己也难得涌现出这样的精神力量；一个阅读者像肉食动物一样饕餮，像肉食动物因令人厌恶的贪婪而伤了胃和整个躯体的健康那样，损害了头脑...

国家认为，儿童是国家的儿童，于是也就与此相应地行动，几百年来施展其毁灭性的影响，事实上是国家在生孩子，只有国家孩子才被生到这个世上来，这是事实。没有自由的孩子，只有国家的孩子，对国家孩子国家可以为所欲为，国家生育出这些孩子，孩子是从国家肚子里生出来，这是事实。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国家孩子从国家的肚子里出来，这是事实。国家孩子从国家肚子里来到世界上，上国家的学校，由国家老师教他们学习。国家给国家生孩子，这是事实，国家把他的孩子生育到国家中去，不再让他们出来。我们不管往哪儿看，到处都是国家孩子、国家学生、国家工人、国家雇员、国家老人、国家死人，这是事实。国家只生育和培养国家人，这是事实。不再存在自然人，只有国家人，不管什么地方，如果还有自然人存在，他就会受到迫害，就会被追击，就会死去，或者被打造成国家人。

有思想的人从本质上说是不幸的人。

内行来到博物馆, 最多也就只看一幅画、一尊雕像, 一件物品,他们来到博物馆为了观看一幅韦罗内塞、一幅委拉斯凯兹, 为了鉴赏他们, ......外行在博物馆不加选择和批评的将一切都吞食下去，恨不能在一个上午就把全部西方绘画艺术一网打尽,

编辑推荐

　　一个对自己、对外界的虚伪禁忌劣根性都毫不留情、率真到底的人

　　“我痛恨你们所有人！”

　　文学大家：厄普代克  卡尔维诺  苏珊·桑塔格  帕慕克  耶利内克 推崇的大师

　　那些整天把艺术史挂在嘴上的人天天到这里来，用他们那些关于艺术史的胡说八道充塞参观者的耳朵，他们每天赶着十几个班的学生经过博物馆的展厅，用他们那些喋喋不休的蠢话去毁掉这些幼稚孩子们的一生。研究艺术史的人实际上是消灭艺术的人。艺术史家鼓唇弄舌谈论艺术，直至把艺术谈论得寿终正寝。艺术活生生地被艺术史家谈论致死。

　　——《历代大师》

“伯恩哈德作品系列”相关推荐：

※《我的文学奖》（卡尔维诺、桑塔格、帕慕克推崇的大师，“我蔑视文学奖，但我没有拒绝。这一切都令我厌恶，但*令我厌恶的是我自己。”）

※《英雄广场》（20世纪*伟大的德语作家之一，纪念伯恩哈德逝世二十五周年，重要戏剧作品首次引进） 

※《维特根斯坦的侄子》（“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人们爱他恨他，他的墓碑一再被盗）

书摘插图

媒体评论

　　伯恩哈德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作家。              

　　——卡尔维诺

　　最能代表奥地利文学的只有伯恩哈德。                       

　　——德国文学教皇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

　　如果伯恩哈德活着，最应该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他，而不是我。伯恩哈德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是他的财产。

　　——耶利内克

　　伯恩哈德的书最让我欣赏的，不是其背景或道德观。而是：我只要在那里，在那些书页里面，欣然接受他那无法遏止的愤怒，并和他一起愤怒，这就足够。文学引得我们像受到爱戴的作家一样暴跳如雷，它就是这样抚慰着我们。……伯恩哈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相似之处。在主人公的执迷和激情方面还有卡夫卡的影子，如他们对绝望和荒谬的反抗。 

　　——帕慕克

　　伯恩哈德的散文见证了一个“拥有崇高艺术且对道德持严肃态度的欧洲，其重视内心生活和心灵感受的传统，以及那既不可通过任何电子技术强化，也不是由机器可以复制的心灵的探索，具有极高的价值。”

　　——苏珊·桑塔格

前言

书籍介绍

那些整天把艺术史挂在嘴上的人天天到这里来，用他们那些关于艺术史的胡说八道充塞参观者的耳朵，他们每天赶着十几个班的学生经过博物馆的展厅，用他们那些喋喋不休的蠢话去毁掉这些幼稚孩子们的一生。研究艺术史的人实际上是消灭艺术的人。艺术史家鼓唇弄舌谈论艺术，直至把艺术谈论得寿终正寝。艺术活生生地被艺术史家谈论致死。

——《历代大师》

音乐评论家雷格尔每隔一天就要到艺术史博物馆，坐在丁托列托的同一幅画像前，三十多年来从不间断，直到某一天他妻子离世。时隔半年之后，他又一次出现在那幅画像前，并邀请老朋友阿茨巴赫尔第二天去博物馆与他会面。通过阿茨巴赫尔的眼睛，我们得以了解雷格尔：他妻子的死，他关于自杀的想法，他对大师们的评论，以及最后，此次会面的目的。既充满悲观又兴高采烈，既憎恶有加又十分滑稽，《历代大师》是一部有关文化、天才、国家、阶层、艺术价值和人类自命不凡的讽刺性喜剧。